现实|“笨小孩”的奇迹抑或“小人物想象”? ——评电影《奇迹·笨小孩》( 二 ) 电影|情感|景浩|奇迹|影片|故事

剥离现实：
“笨小孩”的“奇迹”何以可能？
不过，《奇迹·笨小孩》中的情感叙事固然动人，但同时也是高度假定的，仍然服务于个人奋斗的内核框架。对比人物背景类似的影片《我的姐姐》，《奇迹·笨小孩》以一种近乎虚构的方式切断了失去父母的少年兄妹/姐弟可能面临的真正的现实问题，直接将兄妹两人从繁琐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土地关系中剥离出来，以保证奋斗故事的完整性。尽管易烊千玺贡献了相当精彩的表演，景浩这一角色仍然带有一种悬浮感——他所对抗的基本上不是非法组织就是极端天气，从开头的翻新机政策到台风、再到被违法炼金组织偷走零件，景浩要面对的大都是偶然性很高的外部干扰。而他自身的境遇，以及真正有力度的难题则被大幅忽略了，最终留下的只有房租这一浮于表面的困境表达。妹妹景彤则基本成为只负责提供情感输出的工具角色，几乎完全缺席主要叙事。
同样，影片中其他人物的设计尽管涉及包括三和大神、务工人员、工厂维权女工等现实形象和社会议题，但也都因服务于奋斗故事的内核而流于表面，成为了一个个标签。与景浩景彤兄妹类似，其他人物也在团队建立之初就迅速地从生活场景中被拔了出来，进入了好景工厂这一多少带点假定性的工作空间。此后，大部分人物关系的建立和变化也在这一场景中发生，观众基本无从得知角色们的生存现实，人物群像的现实底色也都被景浩一手建立的工厂所替代。失去生存现实的角色们也失去了生活质感，只能靠被“困”在工厂内的人物关系和情感连接来塑造人物。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人物给予景浩的善意也几乎是无私而无后果的：梁叔可以轻松抛下福利院的白班工作，队长可以给景浩多开工钱，刘恒志的妻子也可以开着工作吊车来援助……正因为角色的生存现实被隐藏了，这些善意本该因为现实的高昂代价而显得珍贵，在影片中的给予却过于轻松。
从创作角度，完全能够理解这些情节的技术合理性。在《我不是药神》中其实也出现过相似的问题，只是被影片题材本身的特殊性所中和了。但是，如果《奇迹·笨小孩》对草根生活的可贵传达正是立足于表现不完善的福利保障下个体生存的不易，那么这些轻易赋予的善意削弱了影片的真实性，使得景浩作为小人物的境遇变得个人化、特殊化，可谓遗憾。尤其当影片结尾，景浩以成功企业家的形象再次出现在台上而众人都以公司职员的形象坐在台下时，我们很难不产生“情感被剥削”的违和感。
诚然，《奇迹·笨小孩》是合格的春节档励志剧情片，而观众永远需要温暖、希望和感动。但是，如果“奇迹”只能依靠纯粹却失真的情感关系来实现， “笨小孩”的讲述是否会止步于满足城市中产观众的对小人物“咸鱼翻身”的想象，而从未碰触真实？
（作者为传播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师）
作者：尹一伊
编辑：王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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