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在线项目有用吗 _联合国

随着中国逐渐富强起来，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地去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引导国际舆论。于是，中国开始大力鼓励年轻人去国际组织实习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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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通国际组织人才信息服务平台/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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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纷纷推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图源网络
从2011年参加中国联合国协会举办的“国际公务员培训班”，到这几年看着越来越多的高校搞“国际组织人才班”、并成为其中个别项目的校外导师，笔者意识到，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这种“国际组织人才班”形式多样：
有专门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学院：比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成立了全国首家贸易谈判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立了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等；
也有一些高校开设了以“到国际组织就业”为培养目标的专业和项目：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武汉大学法学院等，于2015年设立了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中欧欧洲法项目；
还有一些高校设立了短期培训项目：例如北京大学的引领未来国际组织人才启航计划；华中科技大学的国际组织后备人才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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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但是，在观察中，笔者担心我们可能有一个东西走偏了——许多国际组织人才班把“国际组织”定位在了联合国等“国际政府间组织”，而忽略了广大的NGO世界。
国际组织，是指具有国际性行为特征的组织，根据成员性质主要分为两类：
国际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IGO）：主要由主权国家或者其他IGO构成的、依据政府间协议成立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欧洲联盟和世界银行等；
国际非政府间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INGO）：任何国际组织，凡未经政府间协议建立，均被视为INGO ，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绿色和平等。在中国，NGO也被称作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
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对国际组织定位上的“偏科”，可能会导致我们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影响国际舆论的初心无法顺利实现。原因如下——
一、联合国等政府间组织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和全能
在国内，因为对国际事务不是很了解，有许多人仍然觉得联合国等政府间组织听上去非常高大上，仿佛是一个对世界影响非常大、十分受人尊敬的机构。它也代表了我们对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想象。
诚然，联合国的许多成就是空前的——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对90个国家的核反应堆进行核查，确保核材料不转用于军事目的，从而防止核扩散；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为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之一）的裁决和咨询意见帮助解决了涉及领土问题、外交关系、劫持人质、庇护权等国际争端；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向最贫困无依的人提供信贷，帮助了近100个发展中国家的2.3亿人......
然而，国际上也看到它的许多问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发展硕士学位时，因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提出人之一杰弗里·萨克斯就是我们系的创始人和老师，所以老师与同学经常讨论一些相关的话题，也不介意坦诚地探讨许多对联合国的批评。
当前国际上通常认为，联合国在国际舞台起到的作用其实比较局限；还有批评认为，联合国本身也有不民主、腐败、官僚化、效率低下等许多问题存在。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甚至曾表示：“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大楼有38层。如果少10层，其实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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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版知乎”上有人提问：为什么联合国如此低效、无用？/Quora
说联合国“无用”，首先得回顾联合国的建立初衷——《联合国宪章》要求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应采取强制行动。然而，联合国成立七十余年来，局部战争不断发生，许多至今仍威胁着人们的各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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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8年持续至今的克什米尔冲突，至少造成了68,000人死亡/TRTWORLD
分析并整合各种批评的声音，至少有三个原因导致这一初衷无法实现：
首先，真正具有决策权和实际执行权的是安理会，而安理会可以说是被五个常任理事国掌控的（目前为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在表决非程序性决议案过程中，其中任一国家一旦使用否定权，相应的决议便无法通过。
而实际上，否决权常常被用来维护自身利益，而非国际建设。比如，上世纪后半叶，受冷战政治影响，一旦美国同意某项决议，苏联几乎立刻一票否决，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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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会场/图源网络
其次，一个超级大国往往可以成为联合国的操纵者与掌权者。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联合国的资金来源是其成员国。
最后，国际法与国际法院的裁判不具有强制力，执行与否纯靠相关成员国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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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2019年资金来源可视化统计。从图中可以看出， 2019年，美国为联合国最大资源提供国。/howmuch.net
我们再来看对于联合国本身的批评。
有批评指出，联合国宪章将立法、行政、司法系统的三类权力全部给予了安理会，再考虑到五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威力，联合国并没有其所称的那么“民主” 。
而针对腐败问题，有观点认为在现有机制下，联合国的低效与腐败是注定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即使联合国低效、无能，它也不会被其“消费者”所惩罚；在这一领域，没有任何其他机构与其“竞争”；
第二，由于没有类似于国家机构中议会这一监督机构的存在，联合国政策制定等环节的透明度有待提高；
第三，联合国官员开的无数的会议所产出的报告、指南、白皮书和协议等究竟质量如何、科学与否，都没有相应的评估机制去衡量。
联合国在伊拉克的“石油换食物项目”（Oil for Food Program）的腐败丑闻，更是让其丧失了很多人的信任。据BBC报道，针对此次腐败事件的调查报告显示，该项目前负责人Benon Sevan收取了近15万美元的贿赂；另一名联合国系统的采购员更是从该项目中收取了近100万美元的贿赂。
笔者列举这些国际上对联合国的批评，并非想否定联合国做出的成绩。
我们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将联合国“神化”，更不要觉得国际组织“就是它”了。
笔者更想指出的是，同样是在帮助世界变得更好的工作上，NGO（非政府组织）扮演了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可以说作用不亚于联合国等国际政府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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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一千万+NGO / worldngoday.org
在开展工作时，NGO相较IGO（国际政府间组织）具备一定优势。比如，NGO受到的各方面限制往往更小，能够更自由地尝试、试验创新方法。同时， NGO，尤其是资金不来源于政府的NGO ，往往被认为能够相对不被政治观点左右，从而专心致力于实现其目标。
此外，因为要去与其他机构竞争、争取筹款，NGO往往会非常重视提高工作透明度、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效。这相当于一个间接监察机制和消费者选择机制。
NGO深深扎根于当地社区，能更及时准确地发现问题，并作出反应。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等IGO会将一部分资金直接用于资助NGO 。
笔者在联合国工作的前辈跟笔者交流时，也曾开玩笑道：“如果你想要一份工资高、生活体面的工作，那就来联合国；如果你想真的做一些事情、帮助世界变得更好，那还是去NGO吧。”
二、很多时候，在国际上给中国带来挑战的是NGO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也是与NGO而非IGO相关。
在环保、野生动物保护、人权等领域的国际舞台，NGO对中国的监督和批评非常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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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总部位于伦敦的环境调查机构（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在一份公布的报告中援引达累斯萨拉姆的象牙商人指出，在中国国家领导人2013年出访坦桑尼亚时，其政府以及经济代表团成员购买大量象牙，造成当地象牙价格翻至每公斤700美元。报告称，部分象牙甚至被打包于外交邮袋中，装载于领导人的专机上。

后来，中国林业局官员孟宪林对法新社表示，EIA的报告是“子虚乌有”；中国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在例行采访人员会上称该份报告毫无根据。但是，成立于1984年、曾参与推动1989年国际象牙贸易禁运条例的EIA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这次事件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几乎难以评估。
NGO带来的绝对不止是名誉上的影响。它们可以给一些中国海外项目造成阻碍，甚至致其搁浅。
2009年，中缅合作，计划在伊洛瓦底江的上游修建7个梯级水电站。密松水电站是其中最大的电站，预计建成后坝高152米，将成为世界第十五大水电项目。
然而，这一超级工程在2011年被缅甸政府单方面宣布停工，至今仍未能复工。
在缅甸本土影响较大的缅甸河流网、克钦发展网络组织等NGO在密松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里要说明的背景是，在缅甸，NGO已经成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因此，NGO对待密松水电站的态度，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缅甸民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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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NGO反对中国工程/图源网络
密松水电站事件并非孤例。2012年3月5日，中国铁建与厄瓜多尔科里安特公司（ECSA）以及厄瓜多尔不可再生能源部，共同签署了米拉多铜矿项目开采协议。这是厄瓜多尔第一个特大型固体矿项目。
然而，这一项目遭到环保人士和土著居民的强烈反对。3月5日，也就是协议签署当天，由NGO组织的一些示威者到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抗议，致多人被警方拘留；3月8日，厄瓜多尔原住民全国联合会（CONAIE）在项目所在地萨摩阿-钦奇佩省掀起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其领袖声称铜矿开采项目将破坏环境、污染水源、影响原住民的生产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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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特大铜矿米拉多铜矿/矿冶园
此前，采矿预计将在2014年开始。然而，最终直到2019年7月，该项目才建成投产。
另一个位于缅甸的有中方参与的铜矿项目也经历了许多波折：缅甸的莱比塘铜矿项目，是当时亚洲在建的最大湿法炼铜工程，总投资10亿美元。虽然该项目在2016年完成了年度生产目标，但从2012年开工以来，其经历了多次不同规模的冲突事件、两次重大“停工-复产”，共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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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塘铜矿冲突事件现场/Facebook
【联合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在线项目有用吗】在这个项目中，国际NGO参与了抗议和游行，支持村民发起法律诉讼；缅甸NGO也代表村民与缅甸政府和企业进行谈判、协商。
三、中国人参与国际NGO的程度亟待提高
我们经常讲，中国人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太少，这确实是事实。
2016—2018年度，中国每年承担7.921%的联合国会费和10.2%的维和摊款，但根据联合国秘书处2019年提交的报告显示，上一年度中国籍职员在联合国系统长期、定期、临时任用共计546人，占比仅1.46%，少于美国（2531人）、法国（1476人）、英国（839人）、俄罗斯（555人），为五大常任理事国最低，且在联合国系统担任中高级职位的人数严重不足。
听上去好像确实挺严重的。
然而，中国人参与国际NGO的不足其实更加严重。
不算许多国际NGO的国内办事处，在国际NGO中任职或担任中高级职位的中国人可谓凤毛麟角。许多著名NGO在国际官网上陈列出的核心成员列表中难寻中国人身影（如World Wildlife Fund仅有1名，Mecy Corps、Action Aid、ADRA（Adventist Development & Relief Agency）、Article19、CBM、Child Fund等个数则为0）。
国际舞台上，也很少有中国NGO的身影。
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仅有约 1% 的基金会（52 家）关注国际事务（基金会是NGO常规的资金来源）。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 2014 年底，中国共有国际及涉外类社会组织 529 个，只占 2014 年度 60.6 万个社会组织总数的 0.09%，关心海外事务的社会组织比例仍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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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把国际组织理解为“IGO（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偏科”本身，笔者认为这背后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带着官本位观念的我们，习惯了过于重视“官方组织”的作用，轻视民间组织的作用。
中国企业在走出国门、到处投资建设的早期，觉得只要当地政府没意见就好。因为轻视当地NGO、不重视与他们沟通，而导致最后吃苦头的事情，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好在今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重视NGO 。
而在讲到国际组织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摆脱官本位、重视“官方组织”的思维惯性，还是只盯着那些政府间组织。
二．体制内一些人过于保守，以至于不敢碰触NGO话题。
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尤其是体制内工作的人，将NGO视为洪水猛兽、西方反华势力，不敢讲到他们、不敢接触他们、生怕犯错误，更不用提鼓励中国学生到NGO去参访和实习了。
这也自然导致了高校的“国际组织人才班”，办着办着就变成了“国际政府间组织人才班” 。
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如果NGO确实会给我们造成很多问题，如果他们之中确实有很多“敌人”，我们不更应该去接触他们、了解他们吗？
三．国内缺乏了解国际NGO、了解国际话语与规则的人。
不少高校国际组织人才班的老师们也很发愁——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懂这些话题，怎么教学生呢？
因而他们请前外交官来讲，请在联合国工作过的中国人来讲，请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领导来讲。
笔者丝毫不怀疑这些老师能讲好政府、联合国、企业，但是，学生这样得到的视角是足够全面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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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如果希望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提高中国在制定国际规则、影响国际话语中的力量，做好民心相通、讲好中国故事，那么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培养中国青年人加入国际NGO、甚至是成立国际NGO上，而不是只盯着联合国、世界银行之类中国已经有一定参与度、并且有更多参与度也无法多大程度改变中国国际形象的机构。
而为了做好这件事，我们需要：
1. 进行大量调研，了解国际上的NGO，包括我们视作“敌人”的NGO；
2. 在高校中拓展中国青年学生在这方面的国际视野，鼓励他们更多去了解和参与国际NGO工作，包括环保、野生动物保护、性别平等、儿童权益等许多方面；
3. 鼓励中国青年学生到国际NGO实习和开展志愿活动，甚至去工作；
4. 鼓励中国青年人成立小型的国际NGO，在国际舞台上活动，逐渐探索中国NGO走出去的道路，用中国的民间与世界的民间去对话。
不如，先了解一下中南屋？

中南屋是一家由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发展项目孵化、致力于世界公民教育的社会企业。通过国际调研、义工旅行、环球游学等PBL(Project-Based Learning) 项目制学习和国际交流机会，我们致力于帮助中国青年走向全球、筑梦一带一路，使其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全球竞争力、世界公民意识的中国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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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泓翔张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