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东来西往道阻且长但交流千年不绝( 二 ) |匈奴|展览|唐僧|西域|骆驼

另一件唐代四瑞兽葡萄纹方镜，也深具西域特征。其背面采用高浮雕技术处理，纹饰复杂精密，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以伏兽镜钮为中心，四瑞兽匍匐仰首呈逆时针环绕；外区饰鸾凤与禽鸟，穿梭于一串串葡萄和一片片叶纹底纹间。这件精美的铜镜展现了浓郁的“盛唐气象” ，反映出大唐帝国与外部的交流状况。多元的大唐文化，在汉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外来文化优秀的部分，在艺术上不断丰富与创新。
玻璃制品最早出现在两河流域或古埃及。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玻璃器皿出现在战国时期。故宫博物院藏“浅绿玻璃肋纹钵”制作于秦汉时期，钵呈透明的浅绿色，外腹突起27条竖肋，延伸至底端收拢。此类型玻璃器皿由模具压制而成，再在熔融状态下贴压上放射状肋条。这种玻璃模制技术最早出现在希腊化时期，至罗马帝国时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大量透明玻璃肋纹器和马赛克玻璃肋纹器，因此，这个钵有可能来自遥远的地中海。
“陆上丝绸之路”不仅为商品提供了交换的通道，也成了思想交流的重要渠道。来自南亚的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首先在河西走廊地区建寺凿窟。敦煌第257号窟开凿于北魏，西壁绘制的《九色鹿经图》讲述着佛祖本生的故事，传递着来自古老恒河边的善恶之辨。
元代磁州窑烧制的白釉褐彩唐僧取经图枕，立体长方形，通体白地褐彩装饰，五面有纹饰。枕面绘制的唐僧取经图，有力地说明了唐僧师徒的形象和取经故事在元代民间戏剧、说书等载体中已广为流传。其实早在唐代，敦煌榆林石窑内已出现最早的《玄奘取经图》，画中玄奘双手合十拜谒观音，后面跟一个胡人，牵马眺望远方，他是玄奘第一个弟子石磐陀，也许就是孙悟空的原型。这幅壁画可追溯成书于646年的《大唐西域记》，由64岁的玄奘口述，弟子辩机编撰而成。
在海上
秦始皇统一华夏后，岭南地区发展很快。当时的番禺地区已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先秦和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西汉中晚期和东汉， “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开通与印度半岛之间的海路。魏晋以后，正式形成一条沿海航线，起始点广州。至隋代，广州发展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港和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口，唐代更是进入了繁荣期，不仅保持着“陆上丝绸之路”的通畅，同时将“海上丝绸之路”发扬光大。
来自南京博物院的唐代“三彩陶双鱼瓶” ，细腻生动，绿釉饱满，出土于江苏扬州三元路、汶河路等地的唐城遗址。大量出土文物无疑证明了扬州曾经是海上丝绸贸易的另一个重要起发点。两宋时期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泉州的海外交通异军突起。来自福建博物馆的波斯孔雀蓝釉陶瓶，体型硕大，表面施乳浊釉，呈蓝绿或蓝色。这种低温釉陶起源于古代波斯地区。五代闽国时期，福州新辟了“甘棠港” ，海外贸易迅速扩展。波斯陶器也由波斯或者阿拉伯商人成批地输入到这里。扬州的唐代文化地层中也发现过数量众多的波斯釉陶残片。这些都反映出古代波斯与福州、扬州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泉州的海外贸易在元代进入到黄金期，瓷器成为最大宗商品。
198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水6万多件中国瓷器，有5万多件唐代长沙窑瓷器。长沙窑瓷器以其多样的造型、新颖的装饰受到海外市场青睐，其外销路线先顺湘江而下，再沿长江抵达扬州，以此处作为主要集散地，最终经明州（宁波）销往海外。另一艘更为有名的沉船“南海一号”为南宋初期“海上丝绸之路”途中失事沉没的木质沉船，沉没地点位于中国广东省阳江市南海海域。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船内文物超过6万件，包括瓷器、金器、漆器、钱币、农产品等，是我国南宋时期海上贸易盛况的见证。广东博物馆藏“南海一号”出水的宋代纯金链，足足有1.7米长，重达1.1斤。考古专家们目前还无法断定这件物品归何人所有，甚至也无法确定它是金项链还是金腰带。

骆驼|东来西往道阻且长 但交流千年不绝(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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