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理性的泡沫与伏尔泰的椰子( 三 ) 欧洲|泡沫|自由|大革命|英国

但这样的人民，却一定程度上容忍了英国当时缺乏底层民众话语权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缺乏欧陆的革命热情，赫尔岑认为，政治自由必须有自由的体制保护，比如自由选举的议会，独立的司法系统，自由的新闻出版，虽然不够完善但英国人确实享有很大的自由，因此人们基本上都尊重它们。而在法国、意大利或德国，人民被政治权威压迫，但并不尊重这些权威，也不尊重它们制定的法律，因此更有意愿选择革命。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享有政治自由，英国社会反而更加保守，更加因循守旧，更加顺服于公共观点、社会偏见和时尚的暴政，使得英国人在欧洲人眼里显得那么约束、市侩、寡欢，缺乏魅力，用赫尔岑的话说：“一个国家越少受到政府干预，越充分实现言论自由和良心独立，民众就越容易变得不宽容。公众的意见成为私刑室，你的邻居，你的肉店老板，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教区，都对你严加看管，履行警察的职责。 ”在赫尔岑看来，这简直是一个悖论：只有一个由拘谨守旧的人组成的国家才可能生活在自由中，只有一个基于习俗和传统的自然秩序才可能产生和维持自由体制。而且这些体制不是逻辑和宏大观念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就像一个精美的玫瑰品种，很长时间才能长成，才能完全适应英国土壤的条件。
而熟悉英国史的人，其实不难发现，你不能绕过残酷的清教革命谈论英国的保守，正是因为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自由的体制稳固了下来，英国人才从克伦威尔时代无比激进的清教徒变成日后以保守闻名于世，因为最重要的事情已经确立下来了，那么其他问题就可以慢慢商榷。这种事情也并非英国人所独有，西班牙民主化以后，西班牙人的政治热情也就迅速冷却，以至于有不甘寂寞的人甚至怀念起佛朗哥时代与政府斗智斗勇的“浪漫” 。东欧剧变后，转型的各国也享受了二十年的平静，直到美国金融危机后去全球化运动带给全世界的波折。
另一方面，英国的自由体制虽然确实是历史的产物，但它与欧洲大陆的差别却并没有英美例外论者强调的那么大。所有英语民族国家的政治自由传统，都必须追溯到中世纪的多极社会与议会政治，从西班牙中部高原到喀尔巴阡山脉的西欧天主教社会高度相似，林立着大大小小的自治城市与自由宪章，在社会形态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直到绝对主义国家兴起，将国会政治一扫而空，英国才与欧洲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然而在欧陆社会的底层，依旧顽强保留着自治城市的传统，这使得欧洲大陆虽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革命和动荡，却还是在二战后重新引入了政治自由，并比从来没有这种传统因而显得水土不服的社会要更加容易。
而英国能自外于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专制政治，乃仰仗于英吉利海峡的天险，使得绝对主义能够止步于皮卡第，与多佛隔海相望，如果英美例外论真的存在，那么这种侥幸实非人力所能及，而是神明的伟力与命运的眷顾。很大程度上来说，英吉利海峡对塑造英国国民性应当拥有最头等的地位，它既没有使英国远离与欧陆的交流，又使其能用海军而不是陆军保卫自己的自由。海峡的存在，也使其拥有额外的外交余裕，为自己历史上许多错误的外交政策买单。英国人的外交术历来被人称道，以至于与它的历史一起被神话，在崇拜者眼里神乎其神，仿佛永远充满理性与冷静。然而，这并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