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 三 ) _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

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自然权利观念起源于中世纪，它接受了罗马法和教会法的影响，并在中世纪的权力、权利斗争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这种观点于 20 世纪中叶后在西方学术界占据了主流地位。
一种以法国哲学家维利（Villey）为代表，认为自然权利的渊源应追溯到14世纪，关键人物是奥卡姆。奥卡姆首次将ius阐释为个体的能力（potestas），因而被视为主体权利（subjective right）学说的创始人。他把主体权利定义为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在没有过失或原因”的情况下不能被剥夺的东西，而且将这种权利归结为个体而不是普遍的人。在维利看来，这是一种趋势的开端，“个人······开始成为法律科学关注的中心，自此以后，法律开始着力描述人的法律特征，人的能力及个人权利的范围”，因此奥卡姆被称为“主体权利之父”。
另一种观点以蒂尔尼为代表，认为自然权利概念在12世纪即已启动。蒂尔尼指出，自然权利产生于12世纪教会法学家格兰西（Grantian）等对《教令集》的注释过程中，基督教的教会法文本为权利讨论提供了平台。蒂尔尼认为当时的背景非常重要，12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变革时期，推动了自然权利语境的形成。格兰西不自觉地表述了西欧业已存在的两大法律体系。事实上在欧洲法律理论中，至少从那一时期起就存在着“神法” 、“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等概念，与人类制定的法律即“实定法” 、“实定权利”并立。两种法律的并立在罗马法中即已存在，但由两套法律所确认的两种权利（自然权利和实定权利）的并立显然是 12 世纪文化变革中的一种创造。两种法律及两种权利有时能达成一致，更多的时候存在分歧和距离。不论一致还是分歧，不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在人们的心目中“神法” 、“自然法” 、“自然权利”总是作为“实定法”的内在原则出现，因而对“实定法”的制定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两个世纪后，奥卡姆第一次明确地强调了两大法律体系的区分，即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和实定权利（positive rights）的区别，或者“天赋权利” （ius poli）和“法庭权利” （ius fori）的区别，进一步阐发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进而论及统治者权力的限度。他认为，“实定权利”仅是物的外在的法定权利，是人们经协商而确立的，当持有者发生某种罪错或外界发生某种变动时，该权利可以被剥夺，或可能被剥夺。自然权利或主体权利则不然。奥卡姆强调指出，它是所有人都拥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源于人定的法律，而是“源于自然”，因此，“这种权利永远不能被放弃······它是维持生命之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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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of Ockham
语言是观念的外在表现，而观念的形成与其承袭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事实也正是如此。例如，西欧土地制度的历史就是一部权利发展的历史，不论附庸的采邑由及身而止到世代承袭，还是佃农对土地占有和支配的程度不断深化，人们都可以看到个人权利发展的深刻轨迹。领主权力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而附庸和佃农对土地的持有变得如此牢固，以致11 世纪出现了一个新概念“Seisin” （实际保有），以刻画那些持有土地并不拥有它们的人的权利。一个处于“实际保有”状态的人，即使他是农奴，任何人都不能强行剥夺他，甚至他的领主也一样不能如此。伯尔曼指出：“农奴被称作‘束缚于土地上的人’ （glebae adscriptae）。这意味着，除非根据某些条件，他不能离开土地；这也意味着，除非根据某些条件，也不能将他们驱赶出去。” 显然，这是一种独立于所有权的财产观，一种在罗马法和日耳曼法都未曾有过的概念。它不是“占有”，而是一种占有权，一种受到法律体系保护的权利——既受法庭法律的保护，也受到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自然权利的深刻认同。它抛开了所有权概念，开创了新的欧洲产权观念。唯此，我们才能理解西欧土地制度的历史，才能理解庄园农奴何以演变为近代早期的自耕农，即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实际的主人。在欧洲历史上，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此点极为重要。“在这里，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性发展的基础。它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