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有研究人员问及,人种遗传学中的禁忌是否变得过于严格,以至于阻碍了合法研究 。例如 , 2005年,芝加哥大学遗传学家Bruce Lahn发表的研究指出,两种可能与智力有关的脑发育基因的变体,在白种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出现了不同的进化 。这激发了科学家对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研究的担忧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Francis Collins也曾对此表示担忧 。
但Lahn及其同事最终发现,挑选出的基因变种与提高智力并没有关系 。有人认为,Lahn应当更加谨慎 。“科学常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挥作用,你也需要考虑科学发挥作用可能产生的后果 。”新闻工作者John Horgan说 , “研究人种和智力更倾向于支持种族主义者有关下等种族的论调 。”
最终,Lahn不再研究人种基因,并催促研究人员进行更加透明的讨论,以确定此类研究是否有继续进行的必要 。“考虑到该国种族的历史之路,可能该研究不应该被鼓励,因为这会触动太多的敏感神经 。我同意 。”他说,“但是我不同意遭到那些乔装成科学讨论的政治讨论的攻击 。”
暴力(禁忌等级:轻微)
10年前 ,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医精神病学家Tracy Gunter致力于帮助人们克服行为和药物滥用障碍,这导致他们被牵扯到刑事审判体系中 。但是,她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 , 一旦委托人陷入到一种虐待犯罪螺旋里,就很难将他们带出来 。
研究人员报告称,拥有一种名为单胺氧化酶A(MAOA)基因的某个特定版本的人们对儿童期虐待的影响有一些防护能力 。其他一些由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水平较低的人 , 如果受到虐待,更可能犯罪 。因此,Gunter改变了研究方向 , 开始分析行为基因,希望能够找到鉴定和提前干预高风险人群的方法 。
Gunter很快发现,要将环境和先天影响分离是不可能的 , 并且新兴理论表示,行为是受许多小基因因素影响的 。10年过去了,她说:“一开始我有关行为基因的过分简单化的概念并不是真实的 。”尽管有这些警告——并且一些研究未能验证最初有关MAOA的发现 , 一些律师仍然使用MAOA基因测试,以及儿童期受虐待或生活压力的资料,以试图为委托人减轻刑罚 。
2009年 , 此类测试帮助一个杀害妻子朋友的田纳西人减轻了量刑,也使得一位意大利法官将一个杀人犯的监禁期限减少了1年 。但是,陪审团通常对基因证据不感兴趣:辩方律师企图用这个让陪审团对一个射杀公交车司机的男孩更宽容 。律师提呈的证据显示 , 这个男孩体内存在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的变体SLC6A4,这与人们生活在压力中有关 。
但陪审团认为无论如何这个男孩都犯了一级谋杀罪 。要说服陪审团改变量刑,这些证据似乎并不够 。法院精神病学家William Bernet补充道:“基因结果不能直接导致一个人以特殊的方式做事,陪审团似乎明白这个 。”到现在为止,基因不会比传统的减罪因素影响更大 。(张章)
《中国科学报》 (2013-10-08 第3版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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