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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保护网络时代的未成年人，有哪些难点?
佟丽华：网络活动具有一定的隐匿性，隔着屏幕，我们都不知道对面那个人是谁，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有可能对未成年人实施侵害行为。而未成年人未必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否有问题，他们可能当时只是产生了一些屈辱感，也不知道去问谁，去哪里寻求帮助，网络空间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行为不容易被发现，一些隐匿的犯罪角落由此诞生。
新京报：应该怎样面对这些新问题?
佟丽华：今年3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再次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专门增加“网络素养培育”一章。其实在互联网时代，不仅要培养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成年人也应该具备相当的网络素养，比如在家庭里，父母首先要规范自己使用网络的行为，父母可以把孩子从虚拟空间带到现实空间来，多进行线下的沟通交流。
互联网企业也要承担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监督和规范平台用户的行为，积极参与保护未成年人，让互联网更好地服务未成年人。
而像我们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可以利用好互联网平台，给未成年人开通一道窗口，提供便捷专业的法律服务，我们可以帮忙辨别事件性质，提供相应的帮助。有效的窗口越来越多，隐匿的角落可能就越来越少。
“法律在不断完善”
新京报：在投身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二十多年里，你觉得中国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发展如何?
佟丽华：值得一提的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完善了多项规定，新增了网络保护和政府保护，确立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网络保护和政府保护“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着力解决社会关注的未成年人侵害问题，包括监管不力、学生欺凌、性侵害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问题。
可以说，这二十多年来，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正在趋于完善，在未成年人身上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在跟进。
新京报：法律的完善，体现在哪些方面?
佟丽华：对于孩子的侵害，有时候出现在熟人之间，甚至是家庭、学校里。孩子不懂法，又对家长存在依赖，有些这样的案件，很难进入司法程序。过去在如何处理监护人侵权的问题上，法律政策依据存在不充分的情况。但是后续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的监护职责。如果父母侵害孩子权益或者不履行监护职责，情节严重的，会受到法律干预。
比如发放“督促监护令”，5月25日，最高检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提到，在家庭保护方面，全国检察机关推广“督促监护令” 。2021年制发“督促监护令”19328份，有效监督“甩手家长”履职管教、依法带娃。如果是家暴行为，《反家庭暴力法》提到，公安机关可以出示告诫书，情节严重的，有可能被撤销监护人资格。这样的情况下，以往难以处理的熟人作案，现在都可以处理了。
“让法律落地”
新京报：下一步该怎样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佟丽华：现在问题的难点重点，就是如何贯彻落实这些法律。有的责任主体，对保护未成年人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法律虽然给家长规定了很多责任，但是很多家长根本没有看过这部法律。包括教育部还颁布了近9000字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围绕“谁来保护”“保护什么”“如何保护”等问题，系统构建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的制度体系，但是有些校长，甚至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人员，也没有读过《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