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鞅和荀寅,赵鞅为何杀窦鸣犊( 二 ) _晋国千年前的一场大戏士鞅荀

当时子产把原本写在竹简上的郑国国家法律“刑书”（包含三种法规）铸在一尊鼎上，并向百姓们公开。
这个做法首当其冲遭到了贵族势力的反对，不止本国的贵族，甚至晋国贵族羊舌肸都写信直接斥责子产的这一做法，说这样会让百姓减少对国家的恐惧之心，他们将会弃用礼仪而代之以刑书，用这样的办法不会安定百姓，反而会加快郑国的衰败。
《左传·昭公六年》对此有此记载：
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2. 晋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有子产的“铸刑书”在前，士鞅在此社会潮流推动下，也把本国刑法铸在了鼎上，并予以公示。
虽然此次“铸刑鼎”之举在当时是有史以来的第二次，但也是晋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虽然铸鼎一事在后世称为进步之举，但在当时触动了贵族阶级的权益，所以“铸刑鼎”还没完成，这场对周礼的挑衅、推翻、甚至有践踏意味的“大戏”，就遭到了来自晋国贵族，以及孔子等儒家代表的共同谴责。
比如孔子认为，百姓知晓了法律，就会只知法律，不晓廉耻仁爱，贵族特权就会受到影响，而凡事都付诸于法律，则与无诉讼的理想社会不符。
为什么晋国上下、乃至社会各界反应这么激烈呢？
记载先秦礼制的《礼记》里有这么一句话“刑不上大夫”，而士鞅他们这一铸鼎行为在向天下宣告：此话在晋国行不通了。
3. 赵鞅骑虎难下在这次闹出大风波的“年度大戏”中，如果说士鞅是“台后导演”，那么荀寅就是“主角”，赵鞅则是“配角” 。
可在别人眼里，可不管你是导演，还是主角、配角，只要参与到这部“戏”里的人，都要遭受猛烈抨击。
魏舒知道了晋国三卿的所作所为后，就下令荀寅停止铸鼎，荀寅不但不听，还连拉带扯着赵鞅继续行动。
开弓已无回头路，赵鞅被“唱红脸”的士鞅逼迫着，被“唱白脸”的荀寅怂恿着，不得不按照他们的要求把这场戏继续演下去。
事后，虽然正卿魏舒对他们几人感到不满，但和赵氏关系好的韩氏不说话，智氏也不语，他这个魏氏真是拿范氏、中山氏、赵氏无可奈何。
经这么一分析，“铸刑鼎”这场戏少了赵氏（赵鞅）还真不行，他不“背黑锅”谁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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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春秋后期，各诸侯国卿大夫都在用各种方法争取百姓支持，以为日后取代贵族政权打牢基础，晋国当然也不例外， “铸刑鼎”事件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其实士鞅是想动魏舒的“奶酪”，就联合中行氏“闹”了这么一出戏，作为第三参与人的赵鞅作为赵氏家族的代言人，无疑成了这件事的“背锅侠”和“挡箭牌”，这注定要为自己的成长“买单” 。
虽然赵鞅 “唱戏”是被逼的，但毕竟他还是唱了戏，所以他连带着挨骂也不冤。
话说回来，“铸刑鼎”不仅仅是一场“戏” ，它的发生对晋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统治阶级专断刑法和随意处置百姓的特权局面被打破了；国君不再如文公当年居一国之重且君位不稳，执政大臣的权威严重下降并受到士鞅所铸法律的钳制，六卿离心力日益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