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戎是不是刘累后裔( 三 ) _后裔

在这些方国中，土方与方为西方劲敌，卜辞记录往往是商王亲征，对土方，武丁妇好也曾统兵征伐。卜辞中“登人”是征伐征集军队的意思，征土方、方一次征集达3000人，甚至5000人，征伐和入侵的次数也非常频繁。
早在1930年郭沫若先生已提出“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其分布断定在今山西北部至内蒙古一带;1989年甲骨学家胡厚宣撰《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详征甲骨卜辞与文献记载，断定土方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即夏遗民之未服商朝的方国，武丁时屡次进行征伐，然后在山西南部河汾之间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筑大邑镇抚，此即夏人中心区域，文献称之为大夏之地，“所以殷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辞大为减少了” 。按卜辞记录推断，土方在商之西与西北，方更在土方之西，则方可能是分布在今陕北与晋北一带的游牧民族。
羌族在卜辞中，专称指称为羌的方国，泛称则包括西方与西北各部落和方国。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所举武丁时一次征伐方的卜辞，征集归好之族3000人，“旅万人，共万三千人” 。此外，还有北羌、多马羌等专称。《综述》共举关于北羌、马羌的卜辞五条，只有一条是记录对北羌的征伐，其余四条都记录着北羌与马羌对商朝的臣服。陈先生推断，马羌可能是马方之羌，也可能是马方与羌方。北羌与马羌既是臣属于商的羌人方国，总不出商的西边和西北边境的附近。
从事甲骨学研究的专家，曾对武丁以来的边患与商朝的征伐作过统计性研究，不仅发现卜辞表明当时的主要威胁来自西起汧陇，从西方和北方环绕商朝的地带，而且有时西方或西北各部落、方国“联合行动或结成联盟时，方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在有关战争的卜辞中，涉及方的不论数量还事类上看都居首位” 。卜辞中对方战争的记录达二三百条，土方也七八十条、对下危、巴方等战争内容也三五十条不等，“而对羌方、马羌、羌龙战争卜辞的总合不超过三四十条” 。但卜辞中商朝捕获羌人(“隻羌”)或用羌人作人牲、做奴隶，都是统称为“羌”，却不具体记载是方人、土方人、下危人，还是巴人。“这就启示我们，商代用人牲的羌的涵义并非仅限于羌方的臣民，而是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统称;‘隻羌’卜辞不是卜对羌方的战争，而反映了对西北各方国边民有组织的劫掠运行” 。
商朝不断向被他视作羌人的各部落、方国进行征战，有时并非因为被征伐的部落、方国有侵入与掠夺行为，而是专为捕掠人口，即“隻羌” ，除此以外，商朝还强迫已被征服的部落、方国进贡人、畜等，充分表现了奴隶占有制的商王朝民族压迫的特点。他们将这些主要是俘获也有一定数量进贡的羌人，用于祭祀祖宗、上帝、河岳或祈年、法灾等重要祀典，从两三人至上百人不等，其中武丁卜辞有“戊子卜，宕，贞亩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契，245) ， “丁是武丁至祖庚、祖甲之世祭祀最隆重的祖先之一，多认为是指祖丁。辞末缀验辞‘用’，表现占卜后三百羌人一次被杀祭了。这是甲骨文中能确知的一次实际杀祭的最高数字” 。在用作人牲的羌人中，不仅有一般的羌人，还有用“二羌白[伯]”的记录，而对夷人、奚人很少见用作人牲的记录，“以国族名相称的人牲除羌以外，出现在卜辞中次数一般较少，有的仅一二条” 。除了作人牲，羌人奴隶多用于作畜牧生产，偶也有用于农耕生产，这些生产奴隶奚人及其他各族较多，而羌人则主要是用于作人牲。陈梦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羌可能与夏后氏为同族之姜姓之族是有关系的” 。其他如郭沫若、顾颉刚、董作宾、胡厚宣等老一辈甲骨学与古史专家及上引罗琨的论文，都有类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