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都是怎么想办法避税漏税的?( 二 ) _都是

偷税漏税，所有人都在挖国家的墙角
除了垄断，官商勾结更隐秘的方式是，朝廷文官通过诋毁商税征收，将税费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他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挖着朝廷的墙角。
针对教科书讲的明朝税率过重，导致人们愤而起义的老套说法，黄仁宇在其著作中进行驳斥，明朝的税收存在过低而非过重的问题。他先指出，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商业关税。在明朝大多数时候，全部工商杂税收加起来，岁入也就三百多万两白银，其中市舶税不到10万两。
对比宋朝，据《文献通考》记载，神宗熙宁年间赋税总收入7070万贯(一贯铜钱约值银一两)，农业税以外的工商市舶等杂税为4911万贯，占70% 。至于市舶税，高宗赵构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
明朝后期一个“怪现象”是，这个国家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税收，否则必然会被商人在朝堂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百分百成功。
万历年间，在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各级官员上书不断。其中，以李三才所上《请停矿税疏》最为尖锐，他直接质问皇帝：“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 。东林党二号人物叶向高，入阁前就上书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 ，所谓微言大义，这两句话成了秒杀一切加税“谬论”的超级大杀器。
可怜明朝政府口袋的钱本就不多，却还要遭受偷漏税的打击。明朝中后期，偷税漏税行为甚至得到官员鼓励，他们认为，只要征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
黄仁宇记述：何逊在1510年以后的十年中管理沙市税课使司。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木商抽税;在16世纪20年代，邵经邦开始主管了沙市税课使司，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革，三个月完成定额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撤关任木商往来。1560年，杨时乔榷税杭州，建立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制度，令木商自己写下收入，爱交多少是多少。商业活动兴盛的浙江金华县，一年的商税不超过七两银子，简直就是笑话。
天下兴亡，谁之责任?
明朝灭亡的时候，官员们都在忙些啥?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杀，大明覆亡。在最后的日子里，崇祯这个刚愎自用、极爱面子的皇帝，曾为挽救江山社稷做了最后的努力。他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满朝文武装疯卖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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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高贵头颅的皇帝
国家有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崇祯发出捐款号召后，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头，来到户部，热泪长流，捐出了自己毕生积攒的400两银子。崇祯得知后，马上给他赏了一个“锦衣千户”之职。
相比这个捐出全部身家的老人，那些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就很不堪了：
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万两……崇祯的意思是“以三万为上等”，但没有一笔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2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一时间什么奇葩事都出来了：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
崇祯急?。?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周奎。他知道周奎有钱，也以为大难临头，他身为国丈，与大明的皇家利益休戚与共，怎么也有些担当吧。于是他派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此时表现，堪称影帝，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说：“老臣安得多金?”意思是，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啊……他还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勤俭节约的清廉官员，举例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他坚定地给皇帝女婿的计划打了个一折，只肯捐1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