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直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市场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勃兴而鼎盛的一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草根市场阶级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可供开拓的市场空间开始变得日益狭小,市场利润也开始急剧摊薄 。值此之际,通过体制提供的寻租空间开拓“政治利润”,就成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选择 。这种“政治利润”不仅意味着对增量财富的一种再分配,也同样意味着对前20年改革所创造的存量财富进行一次总体的再分配 。而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为实现这种“政治利润”提供了绝佳的舞台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质因而可以控制财富分配的流向,也同样是因为证券市场作为要素市场具有的特殊便利性,在这个市场中,巨额的财富转移在转瞬之间就可以完成 。这样,90年代后期的中国证券市场,实际上就变成了当时如火如荼的财富再分配运动的一个道具 。这也是中国证券市场“519”行情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中国股市的一个公认的显著特征是畸高的换手率,但在我看来,这反映的并不是中国人有多么强的投机心理,而是反映了这样一种更加隐秘的事实:转型期的中国证券市场更多地已经沦为一个洗钱场所 。交投越是频密,洗钱就越是方便,就越是安全 。基本上可以肯定,“519”牛市肇始于中国转轨体制中长期积累起的一种财富再分配冲动 。我愿意指出,起始于90年代后期的这场财富再分配运动并没有止步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熊市,它其实也是推动中国今天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动力 。
理解中国证券市场90年代后期发展的另外一条线索,是中国的经济增长 。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一个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没有经济增长,中国的改革几乎一天也难以维系 。改革越是深入,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依赖就越是加重 。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市场化进程所激发的自主经济增长动力开始逐渐削弱,而1997年之后的亚洲金融危机更加剧了这种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持经济增长于不坠,就必须倾全力调动要素资源以维持强制性的经济增长 。由于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还未从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过热所造成的坏账深渊中恢复元气,为这种强制性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的重担,就毫无选择地落在了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肩上 。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应该清楚地记得,就在1997年,金融监管当局还在拼命打压证券市场,并将这个成绩抬高到“预防了金融危机”的高度加以炫耀,但短短两年之后,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态度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个中原因正在于,有人开始意识到,强制性的经济增长迫切需要中国证券市场提供慷慨的金融支持 。于是,一场不加掩饰的阳谋被毫不犹豫地发动了 。受到恭维和引诱的投资者像羊群一般鱼贯而入 。然而,一旦证券市场承担了政策性的目标,证券市场的严重扭曲和资源错配就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也只是或迟或早的事情 。不管这个目标是为国有企业解困,还是为社保基金筹资,抑或是更加名正言顺的经济增长 。事实上,这种低级错误,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早就不止一次地犯过 。不幸的是,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又一次愚蠢地重蹈覆辙 。从中国金融体系不断重复同一错误所显示的“固执”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压迫性的体制力量在起作用 。虽然近一年多来,政府在重建中国股市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罕见的决心和勇气,但在“国九条”之中,人们依然能够看到资本市场承担政策性功能的影子 。如果说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承担的是为国企解困、为拉动内需服务等政策性功能的话,那么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可能正在承担起为央企服务、为国有银行解套的历史性任务 。这是“国九条”之中委婉传达出的一种值得警惕的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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