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书法 , 最让我忘不了的 , 是那一次在北京 , 他陪我走了很远的路 , 去找赵朴初老先生题写书名——就是那本我刚刚全力以赴地写完的《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 出发之前 , 袁鹰老师已向赵朴老事先告知 , 获朴老欣然应允 。 于是我们一路说说笑笑 , 到了朴老的居处 。
当时朴老很高兴地说:“你们稍等一下 , 我去拿笔 , 还有我用的纸和刻章的东西过来……”于是 , 他当即拿了纸和笔过来 。 而朴老的夫人这时从另一个房间跑了过来 , 跟我们说:“你们不要让他忙吧 , 让他休息吧!……”
袁鹰老师和我一怔 , 只好点点头回去 。 而最后 , 赵朴老终是未能题写该书书名 , 在我心里 , 留下了一份深深的遗憾 。
回去的路上 , 袁鹰老师怕我心里难过 , 一直在安慰我 , 他说:“没有关系 , 他知道 , 我们心里都知道就好 。 ”他对我的关怀 , 对每一个作者的关照 , 着实难以用言语表达 。
袁鹰老师早已是《人民日报》副刊主编 , 在他任职期间 , 我好多散文都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 。 所以 , 就散文与我来说 , 袁老可说是我的恩师 , 特别是他创意的主题、并与冯立三、梁晓声两位先生一起编选的那本散文集:《我们伟大的母亲》——让每个作家都写一篇关于自己母亲的散文 , 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 。
那一年是1999年的秋天 , 我正忙于写作有关中日友好交流的游记《情有独钟》 , 完成后才得知他们正在进行“关于母亲与母爱”的散文征文 。
于是 , 我立即重写了原先曾经写过的一篇长文 , 并改名叫《还魂记》 , 记述了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几十年历程 。 写作期间还有一件有趣的小事 , 冯立三老师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的儿子海靖有点文学天赋 , 于是从袁鹰老师处打听到我家的电话 , 特意打给他 , 并说:我们愿意等你——让你写写你的母亲……
虽然有才 , 但是多少有些疏懒的海靖也被打动了 , 于是他用两个晚上就写出了一篇数千字的长文《直击老妈》 。 这篇散文 , 凡是看过的朋友都称赞海靖把母亲写得“跃然纸上”;海靖自己 , 也说是对老妈的一种回报 。 而《我们伟大的母亲》这两本上下两册一红一蓝的散文集 , 也成了很多作家的心头所好 。
而对我来说 , 包括这本书在内 , 几乎我所有的散文 , 贡献最大的 , 应该就是袁鹰老师的激励和鼓舞 。
所以 , 每次当我有了新作的时候 , 几乎都一定会寄给他;我也曾多次邀请他到杭州以及我的老家——台州玉环去看看 。
因为袁鹰老师曾经说过:“对于写作 , 文玲你会一直写下去 , 对于写作 , 你永远是逗号!”
好一句“永远是逗号”!这对痴迷写作的我来说 , 不啻于是天籁之音 。 这样振聋发聩的激励 , 会永远激励着我:只要活一天 , 写得慢一点 , 少一点 , 也要写下去……
这些几乎都已是几十年前的小事了 , 即便这些事是那么渺小 , 小得就像我书桌旁的那颗只有米粒那么大的小石子儿 , 但只要一抬头 , 就会在我的眼前浮现 。
还是儿子海靖 , 就像帮我修改了生病后的大部分文章一样 , 帮我查出了前面那两句话的完整说辞:“缓事宜急办 , 敏则有功;急事宜缓办 , 忙则多错 。 ”
虽然写下这篇小文以及后面的琐碎故事 , 都属于“缓事宜急办”的类型 , 但在我想来 , 像我高龄至此 , 所作所为 , 不求有功 , 但求无愧于心;即使不归咎于“忙” , 错漏之处 , 相信也绝不鲜见 。 只望读者诸君海涵 , 记得这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 , 所贡献的一些生活的细节 , 是关于那些在生命中难以忘怀的人和事 , 是最可宝贵的细节 。 就像海边的贝壳 , 被潮水一遍又一遍冲刷之后 , 在记忆中仍能闪闪发光 , 保留着第一眼看到它时的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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