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漪|李镇西：我和魏书生“君子之交淡如水”|姚跃林：假如我们都成为魏书生( 二 ) 李镇|于漪|教育|思想|苏霍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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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在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于漪、钱梦龙、魏书生等人的旗帜下，从这几位教育大师的教育思想中提取“人性”、“民主”、“个性”、“创造”等精神元素，开始走自己的路了――从教育浪漫主义到教育理想主义、变“语文教学”为“语文教育”、口语－思维训练、“语文生活化”与“生活语文化”、语文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培养、班级管理从“人治”走向“法治”、充满爱心的人格教育、面向未来的民主教育……
我渐渐取得了一些教育成果，并开始引人注目了――我的“事迹”出现在一些报刊上。特别是随着我“影响”的逐渐扩大，我所在的城市有人把我称为又一个“魏书生” ，在网上也常常有人这样评价我。面对这些赞誉，我总是很认真地说：“请不要把我同魏书生老师相提并论。 ”
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谦虚” ，而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任何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人与人之间是不可比的。对于魏书生老师，我一直都认为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没有想过成为他，也不可能成为他。我就想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长期以来，不少人喜欢用“中国的＊＊”来赞美一个人，比如把张海迪称作“中国的保尔” ，再早一些把鲁迅称作“中国的高尔基” 。我不怀疑赞美者的真诚，但这是一种很不恰当的说法――在这样的称谓中，张海迪消失了，只有保尔；鲁迅消失了，只有高尔基。在我看来，作为独特的个性，张海迪是独一无二的，鲁迅更是无与伦比的。
由我和魏书生，我自然想到到了我和苏霍姆林斯基。无论怎样形容我崇敬（注意，是“崇敬”不是“崇拜”）苏霍姆林斯基都不过分，但我始终清醒地认为，我就是我，我不可能成为也不愿意成为另一个苏霍姆林斯基。
1998年我见到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时，她曾给我写过一段话，大意是说“您是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 ，这当然是过奖，是一种鼓励，但这句话后来竟然被讹传为“你是中国的苏姆林斯基”！于是我不止一次被人这样“赞誉” ，真让我无地自容。说实话，苏霍姆林斯卡娅的原话我能够接受，因为做苏霍姆林斯式的教师正是我的追求，但我远远不是“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 ，我也不想做。我曾经对人说过：“如果硬要说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在我的眼里，辽宁的魏书生可能是，上海的冯恩洪可能是，但我不是。 ”――当然，现在我认为，魏书生和冯恩洪也都不是苏霍姆林斯基，虽然他们的身上有着苏霍姆斯基的某些影子，但他们仍然只是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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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专家查有梁教授在为拙著《爱心与教育》写的“跋”里有这样一句话：“作者的思想源于苏霍姆林斯基，又超越了苏霍姆林斯基。 ”这话显然有些过头，但我把它看作是查老师对我的鼓励或者说为我指出的一个奋斗方向；后来，《爱心与教育》出版后，有些读者朋友也爱把我的名字同苏霍姆林斯基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一位好心的青年学者在写《爱心与教育》的评论文章时，标题竟然就是《超越苏霍姆林斯基》。对此，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这绝不是出于谦虚或者世故，而是我觉得现在的我哪里有资格侈谈“超越”？这些说法实在让我有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愧！
不是说苏霍姆林斯基不能超越——尽管我非常敬仰他，可我从不认为他作为科学而不是宗教的思想理论就没有历史的局限或其他的不足；但是，就我目前的情况看，我不过是一名刚刚起步的苏霍姆林斯基的追随者而已，离“超越”何止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