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谁说的( 二 ) _生活百科

以上即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形成的几种说法，近来观点均未超出其范围。因张锡勤在此问题上依据的史料更早，解释也较为合理，所以他的观点被基本接受，并形成一种看似明确但又极为笼统的折中观点， “极有可能是麦孟华最早提出这八字，但麦孟华的文章影响力不大，而他的朋友梁启超也提到这八字后，因为其在学界和政界的巨大影响力，才使这八字产生了极大影响” 。
可以看出，关于该问题的现有说法是以不断发现的新史料为基础的，对具体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物的变换及其在时间上有所前移。研究者对几种说法中所关联的人物之间缺乏互相参照，只是单纯以某个人为代表来一锤定音。一个颇为明显的漏洞就是，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形成之前，梁启超、麦孟华均说过“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在时间先后上他们必然存在相互影响的成分。
梁启超最早改写并概括
实际上，学者认定梁启超或麦孟华最早对顾炎武的原话进行了改写，其最早的史料来源都是《时务报》。刘洁修引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中的相关内容，出自1897年3月3日的《时务报》，是该报连载的《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四部分中的最后一部分；张锡勤引用的麦孟华《民义自叙》一文载于1897年5月12日。梁启超的文章较麦氏早了两月有余，前者无疑拥有最早的“著作权” 。他们俱出康有为门下，文章同样发表在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上，二人又都是该报编纂人员。因此，他们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必定存在互相影响的成分，麦孟华借鉴梁启超的说法基本无疑。
麦孟华既在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上直接继承了梁启超的创作成果，在其引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上亦是如此。1900年3月11日，麦孟华以“佩弦生”为名撰写《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一文，说道：“非律宾弹丸而尚可抗美，南阿小国而尚可败英。吾四万万之大众其亦无馁焉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界认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早表述即来源于此，并认为梁启超最早于1915年才提出这句名言。然而就笔者目力所及，他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早表述在时间上可以继续上溯。早在1897年11月15日的《倡设女学堂启》一文中，梁启超已明确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昌而明之，推而广之。乌乎！是在吾党也矣。”表现出希望通过发展女学振兴国家，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任。这比麦孟华早了两年有余，后者受到前者影响确属无疑。这也是笔者见到最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完整表述。因此，无论是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还是概括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梁启超都是第一人。
在梁启超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后，维新派对此话语的运用最为频繁。1900年，唐才常筹建勤王组织正气会（自立会的前身），在《正气会序》中说：“四郊多垒，卿士之羞。天下存亡，匹夫有责。”“天下存亡，匹夫有责”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仅有一字出入，前者无疑受到后者直接影响。在1901年10月3日《上粤督陶方帅书》一文中，海外保皇派人物罗璪云鼓动两广总督陶模“力扶光绪”复辟，表示自己虽是“海外旅民” ， “然念顾氏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因而不得不尽心国事。1902年，清末四公子之一、时任刑部主事的吴保初上疏奏请慈禧归政光绪，实行新政。吴氏“冒死以抗奏” ，即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任。维新派对此话语青睐有加，急于改变国运的心态跃然纸上。此外，如清末革命派思想家刘师培坚持“夷夏之辨” ，立志排满以保天下。在其1904年致两江总督端方的信中，也说道：“窃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春秋》大义，九世复仇。”可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晚清仁人志士念兹在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