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异孩子沟通问题( 二 )


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官,也不想当官,然而,在那个顽童时代,我似乎显示了一种组织的能力 。我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宣布建立了一个组织,名称很没有想象力,叫红星组,后来大跃进开始,又赶时髦改为跃进组 。组内设常务委员会,我和另五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大孩子为其成员,其中有二人是江北佬的孩子,我当仁不让地做了主任 。
我这个主任当得很认真,经常在我家召开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有议题并且写纪要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当然是怎么玩,怎么玩得更好 。玩需要经费,我想出了一个法子 。有一个摆摊的老头,出售孩子们感兴趣的各种小玩意儿,其中有一种名叫天牛的昆虫 。于是,我发动我的部下到树林里捕捉天牛,以半价卖给这个老头 。就用这样筹集的钱,我们买了象棋之类的玩具,有了一点儿集体财产 。我还买了纸张材料,做了一批纸质的军官帽和肩章领章,把我的队伍装备起来 。
我们常常全副行头地在屋边的空地上游戏,派几个戴纸橄榄帽的拖鼻涕的兵站岗,好不威风 。这种情形引起了那些野孩子的嫉妒,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排着队,喊着“打倒和尚道士”的口号,在我们的游戏地点附近游行 。我方骨干中有两兄弟,和尚道士是他俩的绰号 。冲突是避免不了的了,一次他们游行时,我们捉住了一个落伍者,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手写的证件,写着“取缔和尚道士协会”的字样 。形势紧张了一些天,我不喜欢这种敌对的局面,便出面和他们谈判,提议互不侵犯,很容易就达成了和解 。
我家住在那个大院子里的时间并不长 。上初三时,人民广场扩建和整修,那个大院子被拆掉了,我们只得又搬家 。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半是我少年时代玩得最快活的日子 。那时候,人民广场一带还很有野趣,到处杂草丛生 。在我家对面,横穿广场,是人民公园 。我们这些孩子完全不必买门票,因为我们知道公园围墙的什么位置有一个洞,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自由地穿越 。
夏天的夜晚,我常常和伙伴们进到公园里,小心拨开草丛,用手电筒的灯光镇住蟋蟀,然后满载而归 。在那个年代,即使像上海这样大城市里的孩子也能够玩乡下孩子的游戏,比如斗蟋蟀和养蚕 。我也是养蚕的爱好者,每年季节一到,小摊上便有幼蚕供应,我就买一些养在纸盒里 。伺弄蚕宝宝,给它们换新鲜的桑叶,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大,身体逐渐透亮,用稻草搭一座小山,看它们爬上去吐丝作茧,在这过程中,真是每天都有惊喜,其乐无穷 。
我想说的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他的职责绝对不是专门做功课,玩理应是他的重要的生活内容 。倘若现在我回忆我的初中时光,只能记起我如何用功学习,从来不曾快活地玩过,我该觉得自己有一个多么不幸的少年时代 。当然,同时我也是爱读书的,在别的文章中我已经吹嘘过自己在这方面的事迹了,例如拿到小学升初中的准考证后,我立即奔上海图书馆而去,因为这个证件是允许进那里的最低资格证件;又例如在家搬到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后,我宁愿步行上学,省下车费来买书 。
针对目前我们教育的现状,我认为有必要重温卢梭的一个着名论点:教育就是生长 。杜威进而阐发道:这意味着生长本身是目的,在生长的前头并没有另外的目的,比如将来适应社会、做出成就之类 。此言精辟地道出了教育的本质 。
按照这个观点,我们不能用狭隘的功利尺度衡量教育,而应该用广阔的人性尺度和人生尺度 。
人性尺度是指:教育应使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生长,而不是强迫儿童和青年接受外来的东西 。比如说,智育是发展好奇心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灌输知识,德育是鼓励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灌输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