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击|历劫的人们从历史现场望向我们( 二 ) 四百击

五年之后，杨索的第二部长作《清唱剧》公映。一名在布达佩斯工作的年轻军医，对于周遭的人与事时常流露不满，为了调整情绪，他回到故乡看望父亲，重新感受了一番曾经无比熟悉的农场生活，不过最终回归都市。比较特吕弗的《四百击》、戈达尔的《精疲力尽》、安东尼奥尼的《夜》等影片，可以看出杨索对于法国与意大利新电影的致敬。
【四百击|历劫的人们从历史现场望向我们】这两部电影为杨索带来一定声誉，但他本人并不满意。从年龄来看，拍完《清唱剧》的杨索面临“岁月不饶人”的问题，需要找到专属自己的风格与表达，不能总是跟在别人身后走路。幸运的是，从1964年的第三部长片《我的归乡路》开始，他的创作渐渐自成一格，执导了后来被称作“政治歌舞片”的诸多佳作。
群体关系与权力游戏
《我的归乡路》虽然与《钟到罗马》一样，说的也是二战尾声的故事，不过杨索电影中的标志性元素，已经显现雏形。
一名曾为纳粹效命的匈牙利年轻士兵回家的路上，两度被苏联人俘获，后来被派去偏远的牧场，与一个年龄相仿的苏联伤兵一起饲养奶牛。两人在相处的过程中，突破国家层面的矛盾（曾是纳粹仆从国的匈牙利，在德国撤军后又被苏联接管）成为兄弟。伤兵伤势加重生病垂危，他几次拿枪威胁路过的匈牙利同胞，希望能找到医生救助可怜的朋友，无奈人算不如天算。他最终登上了返乡的列车，却又被曾受他威胁的同胞抛弃在荒野。
片中主角与苏联人尤其伤兵的亦敌亦友、他与同胞的互助互害，在1968年的《静默与呼喊》中也能见到。影片以俄国十月革命及随后的匈牙利革命为时代背景，白军将领屡次放过藏匿在村中的红军逃兵的原因在于两人是旧相识，但大环境并不允许他一直念旧。
并非一成不变的关系，不止适用于个体之间，不同群体甚至群体内部亦是如此。暴力跟着权力转移、权力随着局势变化。掌权者与无权者、施暴者与受害者的身份，不经意间便会对调。杨索的镜头下，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一切都是相对而言。
1967年的《红军与白军》，故事年代与《静默与呼喊》一致。两支原本对立的队伍，脱下制服可以在伏尔加河平原上的一座野战医院和平相处，一旦穿上制服，矛盾立刻凸显。野战医院见证红军杀害白军俘虏，也旁观了一大帮白军屠杀一小撮红军。
1969年的《闪耀之风》，是杨索的首部彩色电影。青年领袖带领左派学生占领教会学校时，因为方式过于平和，被激进的副手夺权，这帮人对待教会同龄人的方法，一度由非暴力的沟通转变为暴力的强加。但副手的权力很快又被研判事态的高层领导剥夺。
此类权力的游戏，揭示人类发展史的争斗本质。杨索的许多电影，看似说的是以匈牙利为主的欧洲革命与战争，实则道出人类文明进程背后的血泪。
1966年的《无望的人们》，讲述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余波，不熟悉相关历史的观众并无观看障碍，因为杨索将其处理成了抽象的缩影。游击队员与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结成联盟从事抢劫犯罪活动。随着行动的失败，他们被军队抓去一个由石头砌成的集中营。军队负责人认为，这群罪犯中犯下命案最多者必然是首领。他们要想活命，需要以告密的方式找出杀人最多的那位。此事最终无疾而终，这群人迎来的是被集体屠杀的命运。
他们所受的集体性侮辱，还有戴上头套绕圈的行动、站在高处观看女性亲人被当众凌辱等。这种权力催生的荒诞画面，在杨索电影中比比皆是。《我的归乡路》中被苏联人擒拿的德军俘虏，不管是德国人还是匈牙利人，从事苦力劳动之前，都要赤身裸体跳进河中洗刷罪恶的身份。《红军与白军》里红军俘虏中的匈牙利人，虽被白军区别对待，曾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诸多战友，却要在白军的“示意”下，走上命运的轮盘玩起不可能赢的游戏：被强迫脱掉上衣象征身份被剥除的红军，如果能在15分钟内逃离设有重重障碍、站着层层白军的营地，可以免去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