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金波：与剑桥大学彼得·科尼基教授商榷西夏对中国的认同( 四 ) |西夏|史金波|剑桥大学|西夏文

社会文化
西夏仁宗尊儒，于人庆三年（1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孔子的地位不断攀升，但封谥的尊号最高是文宣王，唯有西夏仁宗时尊为文宣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孔子空前绝后的尊号，充分证明西夏崇儒之盛。西夏自始至终，皆以中国传统儒学作为社会和治国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文化认同的根基。
西夏贞观元年（1101年）西夏御史中丞薛元礼上书，建议重视汉学：“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 ”此处，西夏大臣仍以西夏继承了中国北魏、周齐的正统，来论证儒家文化的合理性。
西夏境内，佛学广为流传，而佛经中的叙述也能论证西夏人的华夏意识。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叙述了佛教在中土流传和译经过程：首记汉孝明帝因梦派蔡愔西寻佛法，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东来传教，至三国、晋、宋、齐、梁、周、隋、唐八朝先后译经，五代至宋再译佛经，又在总结佛教兴衰之后，继而重点叙述西夏之译经、校经史。如此，从佛教流传史的视角把西夏认定为中国的一代王朝，是中国历史的继承者之一，当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夏民间信仰佛教，有死后转生的观念。在榆林窟第15窟前室东壁甬道口北壁上方有墨书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汉文题记，内记阿育王寺赐紫僧惠聪弟子共七人在榆林窟住持四十余日，最后记“愿惠聪等七人及供衣粮行婆真顺小名安和尚，婢行婆真善小名张你，婢行婆张听小名朱善子，并四方施主普皆命终于后世，不颠倒兑离地狱，速转生于中国” 。这样的地理用词，也直接表明当时西夏人认为西夏疆土属于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 。
民族身份
前述西夏淡化“华夷”界限，把党项族纳入“中华”范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西夏本身也是多民族王朝，不可如科尼基教授一般，概以“唐古特人”视之。西夏境内有党项羌、汉、藏、回鹘、契丹居民，不同民族之间通婚、结社、交易[详见最新出版的《西夏经济文书研究》（The Economy of Western Xia: A Study of 11th to 13th Century Tangut Records. Leiden: Brill, 2021）] 。西夏多种文献都平行记述了不同民族的特点。如《新集碎金置掌文》高度概括道：“弥药（党项）勇健行，契丹步行缓，羌（吐蕃）多敬佛僧，汉皆爱俗文” 。西夏法典第十“司序行文门”规定道：“任职人番、汉、西番（吐蕃）、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 ，说明了西夏职官也民族不一。如辽、金一样，西夏境内的民族成分多元。可以说，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融合也为元朝以中华正统身份承袭中国做了理论和实践的铺垫，打下了中国多民族一体的观念基础。
结语
【|史金波：与剑桥大学彼得·科尼基教授商榷西夏对中国的认同】辽宋夏金时期，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王朝逐渐倡导“华夷同风” ，或否认本身为“夷” ，或模糊“华夷”界限，或以民族、方位称呼王朝，甚至将本民族及其他非主体民族纳入更广义的“中华”范畴之内，进而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正统观念。这是自南北朝时期以来，又一次的民族大融合。研究文化史，必以史料为鉴，客观看待中国的多民族交流与发展史，而非认定“古代中国史”只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只有摆脱这种狭隘的中国史观，才能“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以严谨的态度、包容的精神寻求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学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