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趋势是文字演变的主要原因 。每当社会变革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文字应用频繁，个人随手省简，异体字出现的速度加快，为了使文字更加利于应用，势必要加以纠正 。
甲骨文时期有草写的痕迹 。“周宣王太史作籀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以及蔡邕以八分书写熹平石经等，都是两周、秦、汉各自对当时流行的字加以规范化而颁定的标准字样，也是公认已形成的新的书体为正体字的开端 。
但是要求简易的趋势并不因此停止 。早在记录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里就有简笔和潦草的字迹，史籍中“屈原属草藁”、“董仲舒藁书未上”，说明战国古文和西汉隶书在急速书写时也非正体 。
据魏晋人记载，东汉北海敬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刘睦死前，明帝派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 。章帝时，齐相杜度善作习字的范本，章帝曾诏令杜度草书奏事 。
可见公元 1世纪中叶以来，草字已经不尽是出于匆促书写而是被珍视和仿习的字体了 。从近世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到，西汉武帝时字划省简的隶书已经通行 。
到新莽时期，有更多省划和连笔的字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简就已经完全是草书了 。
但是从周代到新莽时期都不曾把草书列为一种书体 。《说文解字》成书于和帝十二年（公元 100），许慎在《叙》里说“汉兴有草书”，是以草书为一种书体之始 。
东汉末期，张芝其同时以及稍晚的钟繇等名家辈出，各成流派 。当时赵壹有《非草书》之文，蔡邕有类似之议，以维护正体字的地位，这反映出草书已极一时之盛 。
汉末直到唐代，草书从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发展成韵秀宛转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羁、气势万千的狂草 。刘田依草书作品 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历代对章草的名称有不同的说解 。
有见汉末以来《急就章》有草书写本而说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为无稽 。有以章帝爱好草书或曾令用草书作奏章，甚至说章帝创造草书的，都属臆测 。
有以章法之章与章程书、章楷的章同义，符合早期草书略存八分笔意，字与字不相牵连，笔画省变有章法可循的事实，近人多信此说 。今草起于何时，又有汉末张芝和东晋王羲之、王洽两种说法 。
从传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汉简、汉砖看，在汉末以八分书为正体字的同时，已经出现近似真书的写法 。草书也会随之变异 。
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馀？纠结”、“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 。书体演变本来没有截然的划分 。
说今草起于张芝是从新体的萌芽看；说今草起于二王，是着眼于典型的形成 。唐代以来真书沿袭至今 。
草书在唐代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僧《自叙帖》等等，，张旭史称“草圣”，孙过庭《书谱》字字区别，不相连接，而笔意活泼、秀媚 。“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 。
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 。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 。
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衍生与发展 怀素书法作品 近常见隶书笔法中带草笔飘逸之体，谓隶草，有些像章草，这与平时善写隶书精熟有关，故书隶草能独树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