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世界文学新动向︱千禧一代作家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七 ) 文学|现实主义|鲁尼热|叙事|一

莫特的祖母诞生于一个大农场，她从二战中幸存了下来，在成年之后，她养成了和音乐共在的怪癖，她的房间里充满了收音机播放的音乐，拉赫玛尼诺夫、肖邦……莫特作了一个比喻，祖母房间和音乐的关系就像是玻璃杯和维生素的关系。莫特将音乐穿插在诗歌里，这些音乐就变成了“对早逝的祖先，对家庭暴力的遗产，对作为幸存者的每一个人的告慰” 。莫特的祖母也曾坚持让她学习音乐，理由是，她的父亲在征召入伍前非常热爱音乐，他经常演奏音乐或者唱歌给她听。倾听着父亲歌唱的祖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写作诗歌的莫特。在一次采访中，莫特说， “在某个地方，有人会说，我还带着痛苦和损失在这里。谁在我身边？我想这就是诗人成为伴侣的时候了。因为诗人不会只说发生了什么。一位诗人说， ‘历史是什么感觉？’和‘有可能找到单词吗？’”
莫特在抒情诗中安置了抗议诗歌、挽歌、情色诗、招魂曲，卡明斯基在一篇文章中表示， “无论她写什么，都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紧迫感[……]她创造了一个图像和隐喻的世界，这个图景在阅读完很久后仍然在我们脑海里回荡。为何如此？或者是这些白俄罗斯的诗歌非常了解我们，了解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它们回应了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的悲伤。 ”卡明斯基之所以如此认定，或许是因为莫特的诗歌有大量关于家庭、苹果、切尔诺贝利、椴树、野牛、卡拉瓦乔、明斯克、香肠的词汇。在《公交车站：Ars Poetica》这首诗中，一个钱包“像张嘴一样张开” ，发出人声的尖叫。莫特小时候弹奏过的手风琴出现在多首诗中，提到核反应堆和讲述过去故事的女性的声音也出现在这些诗中。 “手风琴爬到我的膝盖上，谱写了它沉重的呼吸声。 ”在散文诗《巴巴·布罗尼亚》（Baba Bronya）中，她回忆起了自己的祖母，她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 “在那栋旁边有两个公交车站的公寓楼里，我是一个试验孩子，暴露在暴祖母记忆中燃烧着的反应堆里” 。诗意就从历史和个人的反复逡巡中渗透了出来：
我吃午饭时，你兴致勃勃地谈论着饥饿。当我抱怨衣服不合身时，你笑着回忆起你的婚礼——你借来一件护士服，当作婚纱用。当我奢求一个隐秘之所时，你发问， “我有没有告诉你我母亲把我和我兄弟们送到孤儿院后就死在那所房子里？”“我有没有告诉你卡兹克叔叔是怎么死的？”“你所有的故事都有这个特点——不管是饥饿、轰炸、流放、疾病的故事，还是死亡的故事，总有人停下来告诉你，你是多么美。 ”
莫特涉及了大量音乐的内容，这来自于她的祖母，也来自于她自身与音乐的亲身关联，更来自于她对音乐的信仰：音乐可以抚慰创伤。白俄罗斯诗人们吟诵着诗歌， Sva-bo-da!（自由）、Ve-rym-Mo-zham-Pie-ra-mo-zham!（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我们会胜利）、Mi-li-cy-ja-Z-Naro-dam！（警察和人民在一起）。乌拉基米尔-连克维奇（Uladzimir Liankevich）唱着一首名为Kupalinka的诗歌，他说：当我唱歌时，我就没有了恐惧。音乐可以做得更多，它赋予节奏，它改变主题，它制造神话。音乐带来复调。莫特引用门德尔松的话表达了她对音乐最本质的理解， “我爱的音乐向我表达的是思想，它是如此明晰，超乎语言的能力” 。
在明斯克的郊外，有一片叫库拉帕蒂（Kurapaty）的地方，库拉帕蒂的再发现也是上世纪80年代白俄罗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阿列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是“库拉帕蒂事件”的幸存者，后来她在1980年代组建了白俄罗斯的国际笔会。在个人叙述中，一次暴力和死亡或许就是一个人的末日，莫特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 “因此，文学的救赎作用是自相矛盾的：减少个人悲剧，确保救赎嫩能有意义。从高处往下看，新一代生命正在被拯救，整个国家正在被拯救，历史是不朽的，大屠杀只是其中一页。然而，死亡的的确确又属于每一个人” 。阿达莫维奇发展出了多重视角和超级叙事，后来启迪了包括阿列克西耶维奇在内的很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