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专访迈克尔·桑德尔：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社会，就是公正的吗？( 三 )

不过，政治哲学思考的微妙之处和难点可能恰在于，它关注的议题与现实如此紧密，但其思考又是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进行。这也注定了读者可能会认为桑德尔在书中讨论的许多问题固然重要，但解决方案却显得遥遥无期。2020年，《卫报》在围绕这本新书采访桑德尔时，曾形容桑德尔在书中的表达“流畅优雅，但依然流露出一种焦虑感”。面对一种几乎已经根深蒂固的有关个人奋斗和成功的文化，以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传统，重建公众的共识也远非一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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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过度强调优绩文化，会让很多人“不敢失败”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世界不同地域的文化都很推崇一种优绩制的文化，这里有一个词意上的分歧：即优绩文化在不同社会语境中有不同的意思。你曾经多次来访中国，在一次很久之前做的采访中，你还提到中国学生对一种市场经济语境中的优绩文化的崇拜令你吃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似乎传统的优绩文化也过渡为了你所说的现代的优绩文化，这种过渡如何发生？这些年你有观察到中国学生态度的变化吗？
桑德尔：我们的确需要首先区分不同的优绩主义。如我刚才所说，东方文化的优绩传统类似西方文化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在他们那里，优绩就是一种美德，由人所具备的美好品德所定义。这些思想家并不是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去理解一种优绩制度的，而是从道德教育的角度。不过如你问题里说的，我在自己任教哈佛期间和我在中国的顶尖大学中看到的年轻人，似乎都并不是将美德视作优绩的最高考量。在他们看来，优绩和市场回报最为相关。这令人深思，他们都是激烈竞争中的胜出者，但普遍抱持一种市场经济语境中的精英主义态度。同时，他们也深信，进入精英大学，就必定“值得”一个更好的未来，一定会成功，且在市场中获得高额收入的人，也配得上所有的名声、地位。
这种文化的转变确实令人好奇，我尝试着回答一下。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全球范围内对市场经济及其代表的价值的拥抱。近几十年来，包括中国在内，我们在全球许多国家都能看到这一点。1980年代，西方迎来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同期，中国也走入改革开放。经济政策塑造了相似的价值观，从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学生深信市场的原则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有关“成功”的观念。这象征着一种生长于全球化时代人们的自信：他们自信自己获得的一切靠的都是自己。这其中的风险在于成功的精英们会逐渐忘记个人努力之外的很多因素，比如运气在他们所获成就中起的作用。过分强调“个人应得”的观念，也容易让他们忘记自己对家庭、社区、国家、共同体所肩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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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8岁的迈克尔·桑德尔与时任美国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展开辩论，轰动一时。（图源：Courtesy of Michael Sandel）
新京报：这确实是人们常常诟病这种优绩制文化的一点。如果我们笃信一切的成功都只和个人努力有关，那么一个人的失败也都是咎由自取。这会导致社会对失败者的羞辱。不过，我认为在个体行动的层面，是否需要寻找一种平衡？毕竟，如果过于强调运气、或是个人难以决定的结构性因素，会影响人们对自身能动性的认知吗？
桑德尔：我们确实需要寻找平衡。一种彻底的宿命论是错误且有害的，它会让我们认为锤炼自己的能力、为目标而奋斗是毫无意义的，这会否定掉所有的人类责任，也不利于我们去为共同的社会利益做出贡献。我认为让人们“感到自身的责任”很重要——人们是基于这种责任感，去发展自己的才能，并为共同体做出贡献，这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美德，一种良性的“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