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这个不缺好故事的时代缺的只是发掘的眼光讲好故事的本事文学|本事|眼光|年代|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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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芳华》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1980-1900年代
拄着文学拐杖前进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电影开始复苏,这个过程,基本是与当时的文学热同步。
最早一批拍摄文学作品的导演,多半选择民国时代的作品。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人的代表作,曾在上世纪80年代被第四代导演陆续拍出,他们的改编宗旨是力求忠于原著。
与此相对的,是“为我所用式”的改编,这类导演会在改编中注入大量个人风格。这群年轻的导演比起前辈们更具自我意识,我们习惯将他们划分为第五代导演。 1984年,陈凯歌根据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改编出电影《黄土地》。原著是一篇抒情性散文,电影只提取了散文中“逃离包办婚姻自杀”的故事作为叙述的主线,来引发民族历史的反思批评。影片中大量陕北农村的民俗特写,给世界构建一组独特的中国景象。早在《霸王别姬》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之前,陈凯歌就凭《黄土地》这部处女作,获得1985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
这部一鸣惊人的作品,除了捧红了导演陈凯歌,还捧红了摄影师张艺谋。几年后,他改编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开始自己的导演之路。《红高粱》凭借其大胆的用色,豪放的风格,最终在1988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自此之后,张艺谋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改编之路。比如根据苏童《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陈源斌《万家诉讼》改编的《秋菊打官司》,根据余华《活着》改编的同名电影,都让张艺谋在国际电影节大放异彩。
第五代导演早期的电影创作,高度依赖了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他们心照不宣地采取了相似的改编策略:放大小说中的民俗景观,营造一种东方想象,以寻求国际的认同。
到了1990年代,电影开始市场化,曾经那个不计盈利的制片厂时代已经过去,大家开始有了自负盈亏的顾虑。除了严肃文学的改编外,导演们开始做通俗文学的电影改编,港台地区对金庸和琼瑶的影视改编,无疑影响了大陆市场的改编策略。王朔小说的走红,无疑给当时的市场源源不断的改编资源。从1988年的《顽主》开始,王朔的小说就以电影和电视剧的方式走入寻常百姓家。诸多改编中,艺术性自然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最高,但商业上最为成功的当属冯小刚。 1996年,改编自《你不是一个俗人》的《甲方乙方》,收获了3600万的票房成绩,还创造了“贺岁档”这一说法。
拍电影不仅要有艺术性(拿奖),商业性(赚钱)也同样重要。电影开始走向商业化,文学改编面向更为通俗和有话题度的作品。 21世纪将要到来,人心随之浮躁起来。
2000年代
文学改编的转向
2000年,一部改编自民国武侠小说的电影,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还成为了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超过1亿美元票房的外语片。没错,这部电影正是李安的武侠片《卧虎藏龙》。李安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直接激励了大陆的导演。
2002年,张艺谋斥巨资拍摄了一部古装大片《英雄》,该片在中国大陆的票房达2.5亿元人民币,成为了2002年华语电影票房冠军,最终全球票房共计1.77亿美元。张艺谋成功开启了一个商业大片的时代,也是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屡屡受到观众的质疑。以《英雄》为例,该片当年引起了大量的批评,不少观众指责这部电影内容空洞、徒有形式,知识分子还批评本片藏着美化暴君的价值观。
古装大片的甚嚣尘上,让历史题材的故事供不应求,甚至开始走向不伦不类。 2006年,冯小刚改编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拍摄了一部饱受争议的《夜宴》。本片在西方文化的本土化上非常失策,演员们如同穿着中国宫廷戏服上演一出西方话剧,极致华丽的阵容,却讲述了一个内容空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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