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螃蟹宴”是不是薛宝钗的阴谋？史湘云：我能证明它

重读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深感先生小说艺术之高妙，这里先引为敬：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地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人人都想害我，人人都在议论我，人人都不愿意接近我；加上第一段中“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一句，真是狂人之态毕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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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狂人日记》是有特殊的社会环境，有特定的喻指的，针对的是“封建礼教”，这个“狂人”其实是个超越时代的思想者；不过，撇开那特殊时代和特定喻指不说，其实我们也可以读出一种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人性：人总是在算计，既算计别人，也总认为别人在算计自己。
这本是正常的人性，但如果推到极端，变成“时时处处”，那就不正常了，成了“狂人心态”了。
之所以说到这个，是因为我看到了《红楼梦》里薛宝钗的遭遇。简单地说，主要是在姻缘问题上，薛宝钗（及其母亲薛姨妈）被一些人目为“阴谋家”。
在红楼人物设定中，其实薛宝钗与林黛玉一个是“山中高士”，一个是“世外仙姝”，都是无比美好的形象，而可能由于林黛玉更加弱势以及与贾宝玉的感情更加深挚，所以很多读者就开始“扬林贬薛”。
比较典型的是，对薛宝钗某些不甚妥当的言行，放大其“主观故意”；对她看起来很为人着想的做法，则认定其有“笼络人心”之类的图谋等等。
有关前者的典型事例，就是薛宝钗扑蝶无意间听到小红与坠儿的对话，为避偷听嫌疑而拿黛玉垫背一事；有关后者的典型事例比较多，比如长住贾府啦、螃蟹宴啦、提醒黛玉少读闲书啦之类。
本文就单来说说“螃蟹宴”一事，看看薛宝钗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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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螃蟹宴”的缘起。此宴的召集人是史湘云。那会儿大观园里起了一个诗社“海棠社”，因第一次聚会时湘云在自己家中，未能与会。她是有做诗“捷才”的，怎么能不参加？催着宝玉让老太太把她叫来荣国府后，她就表示要“先罚我个东道，就让我先邀一社”。言下之意，是既要请客，又要搞诗会。
搞诗会是容易的，大家聚在一起，各凭才情就行；请客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总不能只请大家喝茶吧？那是要有成本的，而湘云的情况其实不容乐观。薛宝钗帮她分析了：
“既开社，便要做东。虽然是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后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又作不得主，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钱，你还不够盘缠呢。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你婶子听见了，越发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东道也是不够。难道为这个家去要不成？还是往这里要呢？”
宝钗的意思，要做东道主请客，最好是自己既省钱、客人又满意，但这一定程度上是有矛盾的，要做到客人满意，就不太可能太省钱；而湘云本身平日里只有几个零花钱，自己平常用着恐怕都嫌不够，哪来的余钱办公道？
况且诗会又不是什么正经事，而是小孩子的玩乐活动，家里人不抱怨才怪呢！向家里去拿钱显然不合适，那么，要贾府来支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