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导演耿军：我们一起挺过今天，明天可有意思了( 四 ) 因为|鹤岗|东北|电影|地方|耿军

北青报：改变？
耿军：就是那种比较朴素的生活吧，一打开衣柜，十多年以前的衣服都在里边呢，你也不穿，你也不舍得扔，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送他，完了就在那儿放着。就是那个环境里出来的人，说有什么多大的变化不太可能。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家庭环境影响。
北青报：家庭影响让您可以安之若素于物质比较贫瘠的生活，那有些人他们会，比如白岩松说过大学有些从农村来的同学，他们往往是最早穿上西服和皮鞋的，因为他没有过，所以他会向往。但您好像不是，那我想也许是有别的很笃定的东西，让你觉得你不需要靠这些东西来实现您的境遇改善或者是阶层跃升？
耿军：虚荣心这件事儿，对于青年人， 20岁来北京的都有。但是我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呢？我们这种小地方人来到这儿，穿着皮鞋穿着西装，就会觉得特别奇怪，完了之后我说“这么露怯的事我就不干了” 。城里边的人如果不是有商务要求的话，大家穿的其实都挺休闲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真维斯、班尼路、李宁鞋。
“我爸说我耽误了一代人，这事我认”
北青报：我前一阵儿采访北京电影学院的张献民老师，那时他就跟我提到您。那像您这个经历，在业界大家也会认为还是蛮传奇的，对吧？首先您没有正式进过电影学院（我知道您去旁听了很多课），那样至少您就失去了一个平台和那些同学，就没进到圈里；您也没有什么家学，也不像陈凯歌、田壮壮有那样的爸爸妈妈。那您能够拍出来，我想在很多人看来还是个挺励志故事。我知道您挺不喜欢“励志”这个事儿的。
耿军：励志没问题，不“鸡汤”就好。我是1976年生人，完完全全是因为赶上了2000年这个时代，就是DV和数码在民间开始普及，我们踩到了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才有机会拍电影。要不然，我可能能做一编剧，但也是挣不到钱的。因为我的剧本也不太容易卖出去，人家看着都觉得这玩意没什么价值，不是那种商业类型需求，我没有能力写那样的剧本。所以我写的剧本基本上就是我拍。我2000年初的时候动过就是做编剧、靠写剧本为生这个念头，但是没成。
北青报：很难。我那会儿采访写《孔雀》《立春》的李樯，他算做编剧很成功的了。
耿军：他写得太好了。
北青报：那他跟我讲他原来那个经历，也是九死一生，写了又拍不成，本来要拍了又没钱这种。
耿军：对，因为大家年龄差不了多少岁。然后它有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就是结婚、生子、买房、买车，最基础的生活的这些东西，对任何一个像我们这种普通人，那个杀伤力都是巨大的。就你要挣钱养家，你要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维持家庭这件事上，那基本上就会耗尽一个人全部的力气，家庭生活才能过得像那么回事。我是什么？我是这件事没办。我没有结婚、生子、买房、买车，我没办这件事，我只干了这么点电影的事。
在某些点上，就是在我父母眼里边，我的人生其实是一个……
北青报：不完整的？
耿军：就挺失败的吧。我认，这件事我认。他们说这件事我是认的，确实，我们同学里边20岁生孩子的，他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我爸说你耽误了一代人，这事我认，确实是啊。
北青报：那我觉得有一点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您在这条路上走得还是蛮坚定的。就像您最早拍的那个片，您自己也说差得不行，别人也说差什么的，但您还是继续走下去了。我觉得您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