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对手》：近在咫尺的谍战与危机如何呈现( 二 ) 危机|丁美兮|观众|人物|国安

这些与普通人并无二致的生活琐事拉近了观众与题材之间的距离，让观众与剧中人物实现共情，并为他们的命运叹息。同时，也拉近了观众与“国安”的距离，为观众提供了危险示范，让观众在惊叹尺度之大的同时见识了间谍的伪装性，增长了一分国家安全意识的警醒；生活其实并非风平浪静，我们之所以对危险视而不见，是因为有国安人员与之同在。
叙事视角的转变带来正面人物塑造的挑战
以反面角色作为主角是编剧的创新性尝试，同时也是冒险的写法。冒险在于以反派为主角很容易让观众与之产生共情，最终形成错误的价值判断。就像多年前的《征服》，孙红雷扮演的黑社会大哥就曾让不少观众的价值观产生了混乱。
《对手》对此的处理非常谨慎，在用生活质感塑造反面人物的同时，不时插入二人不择手段执行任务的情节，让观众对二人产生质疑和憎恶，最终激发起观众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作品达成价值观上的共识。同时，尽管是从反面人物的视角展开叙事，但创作者并没有一直将视线放在反面人物身上，而是随着剧情的展开不断扩大表现主体，从对间谍夫妻的注视，扩大到对正反双方群体的关注，并将国安人员与间谍集团之间的较量融汇在双方的生活之中。与间谍集团终日仓皇唯恐暴露，执行任务屡屡失败和关系紧张、经费无着的状况相对应的，是国安群体指挥若定、机智周旋和不断成长。
由此，尽管与美剧《美国谍梦》有着相近的核心设计，但《对手》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时代质感和精神风貌，成功地通过正、反面人物的生活，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决定正邪两方胜负的实际上是信念和信仰的对决，我们可以看出李唐夫妇的潜伏完全是被动的，他们更加关注如何赚钱、如何防止孩子早恋、如何用医保看病、怎样才能顺利地生出二胎。他们不是为国家和信仰而战，坚持下来只是为了拿到“上头”许诺的那笔经费和退休金；此外如幺鸡、毋总、林彧等人也都有着各自的私欲。反观国安人员，虽然没有一个人把信仰挂在嘴上，但他们对工作对生活的态度已经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事业的坚持、对党和国家的忠诚。
不过，以反面角色作为主角依然给创作带来了难点，即正面人物塑造被削弱的问题。编剧同样赋予了国安人员平民视角和世俗情感，颜丙燕扮演的专案组组长段迎九就像《东区梦魇》里凯特·温丝莱特扮演的女刑警，生活中粗枝大叶，因为工作过于投入，把日子过得狼狈不堪，丈夫要离婚、老母亲被诈骗、儿子被小混混欺负、自己的糖尿病日益严重。但她在工作中却心细如发，能通过外卖习惯寻找到间谍的藏匿点，通过儿子伤口的包扎方式发现丁美兮的不同寻常，并最终顺藤摸瓜挖出了隐藏极深的间谍组织。创作者希望由此表达这样的理念：国安人员也是普通人，也需要平稳的生活，但总要有人为之舍弃小我，他们举重若轻的牺牲与付出，才换来我们现在安宁平静的生活。但是比起李唐和丁美兮这对间谍夫妻带给人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段迎九这样的角色在同类剧的序列里并不少见，因此也就显得中规中矩，甚至给人以配角之感。
【生活|《对手》：近在咫尺的谍战与危机如何呈现】（作者王乙涵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