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流调里的中国人：很苦，很善良( 四 ) |严飞|外卖

原来所谓“追求崇高” ，这种抽象的、无处安置的激情在社交媒体时代很容易被点燃，很容易膨胀，而我们自己深耕的实际生活会越来越稀薄，大家到时候都会背着人造氧气桶呼吸，而没有能力去呼吸自己身边自然的空气。
02.
与具象的人交集
严飞：在这本书里，我特别想尝试的一点，就是在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之下，对每一个人物的故事进行深描，抓住他们生命中微末的细节，从而为每一个被访对象建立起一个立体、鲜明的形象, 并与其他人真正区别开来。
我现在特别喜欢描绘具象的人，不喜欢抽象的人，那种一串数字或者一个符号。我越来越感到，抽象的人无法代替具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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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故人》
项飙：关于具象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具象”这个词英文叫“figuration” ，在绘画艺术里特指人物画。你知道刘小东吗？他是当代最重要的一位油画画家，他画的《三峡移民》、《小子》等作品，会让人很感动，就是因为他把农民工长什么样子可以画得非常逼真，那些轮廓、棱角的细节，看见画作就可以一眼认出，这就是农民工，这就是我们平常生活里见到的那些农民工。
对抽象的人不感兴趣，对具象的人感兴趣，这听起来好像很自然的一个事情，我们都是对人的生命历程感兴趣。
为什么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具象”这个问题，他们想知道更多的生命历程，或者说命运。我们原来学社会学不提“命运”这个词，命运这个东西没办法研究，现在很多人却要提这个。
我们这代学者对具象没有天生强烈的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结构、肌理，宏大的事情怎么发生，通过具体的例子来做说明，具象本身只不过是我收集材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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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水漂流》
今天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人们面目的模糊化。比如我们都知道有快递小哥，但是他们究竟长什么样是很不清楚的，好像面目非常模糊；他们生活里是什么样的，好像也是不清楚的。
面目的模糊原因是什么？一方面年轻人正在失去正视这些外来打工者的能力和兴趣，这也许会是你书里对读者产生的最大一个影响，就是要学会正视这些底层群体。
另一方面是高度的个体化。我们为什么觉得“命运”不是特别值得去研究，因为打工者的命运是非常无常的，在城乡割裂之下，人生常常伴随着跌宕起伏。但如果你身处在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集体企业里，就算工作没有太多保障，养老也说不清楚，你还是觉得你是群体里的一部分，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比较清晰，所以个体没有非常高度的悬浮或者无常的感觉。
你在书里描绘的那一位19岁的孩子军军，在北京跟着父亲一起装窗户，他希望他的下一代可以留在北京，这个故事对我也是蛮有触动。
一个是说明他的生命非常无常，在自己这里是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够达到什么目标；再一个他自己和这个社会的联系，基本上只能回到血缘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他所有的希望是通过血缘关系的下一代来寄托。
当然19岁的孩子想这些事情是不太常见的，这就说明了高度个体化的无常，他自己无法和一个稳定意义联系起来，所以他的面目就变得非常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