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惠莲@妻子被西门庆霸占，来旺的反应透露现实：咬人的狗儿不露齿( 二 )

来旺儿根本忘了这个“家”是属于谁的，而西门庆正是他心里恨得要白刀进红刀出的仇人。几封白花花的银子就能让他化仇为友，感恩戴德，，就凭这种等级的道德与智商状态还偏要摆高姿态，充大人物，当然是可怜又可笑。
这样看，作者套用张都监计陷武二郎的故事，意在嘲讽来旺而不是武松，那也就说不上是滑稽模仿，而不过是“模仿崇高”，一种喜剧手法而已。
不过，《水浒传》和《金瓶梅》是差别很大的小说，前者是写英雄好汉的，脱不开民间尤其是民间神话传说的色彩，其特点之一，就是有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基调，在人物形象方面，大体取“造神法”，尽力把普通人神话化，传奇化，成为准神级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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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瓶梅》则是相当散文化的市井小说，在全书中，稍微点染了正面色彩的人物容或有之，如吴月娘，如陈文昭这几个清官。但典型的正面人物是绝对找不到的，至于半神半人的英雄就更是不可能了。即使是从《水浒传》中借来的武松在《金瓶梅》后半部再度出现的时候，这位梁山好汉身上倒多出了几分市井流氓气。武松的复仇增加了他答应娶潘金莲为妻的情节，多出一道曲折而又于事无补，武松反正是报了仇后去投梁山，何必费这些张致呢？这一改倒显得武松心肠忒毒了一些。
总之《金瓶梅》与其他所有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都不同。这就是它完全打消了超自然的英雄崇拜，完全成为另一种散文化的写实入世的市井小说。在它所描绘的世界里，根本没有英雄的立足之地，而充斥着各种具有七情六欲的、平庸烦琐的或荒唐可厌的市井群像。
不是作者不想或不能写英雄，而是适逢作者写书的岁月，他无论如何也打不起造神的精神，提不起歌颂英雄的兴趣了。在作者笔下浮现的尽是死亡的意象、毁灭的意象，穷途末路的意象，这种情绪调门可能在晚明社会是相当普遍的吧？应当说这不是一个集团、一个阶级的衰亡，而是一种文明无可挽回的堕落和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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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作者抄袭《水浒传》，也许不无讥嘲与不恭吧？如果挑明了说：只有对《水浒传》绝望的人，才写得出这末世绝笔的《金瓶梅》。
《水浒传》里的张都监想害的，只是武松一个，而这里的西门庆，却还多出来一个宋惠莲要安置照顾。西门庆对来旺儿的既定方针是剪草除根，目的则主要是为了长期霸占宋惠莲，又不致招惹麻烦。在如何处理来旺的问题上，西门庆绝不向宋惠莲交实底，而只是一味地欺瞒哄骗。
宋惠莲有她自己的逻辑：她认为来旺是只光叫不咬的狗，只叫几声犯不上死罪，西门庆这么整来旺是不讲理的，心肠太狠毒。此外，她还在相信自己对西门庆有影响力，还希望他“不看僧面看佛面”能听自己一言半语。宋惠莲一向争强好胜，她仗恃的就是自己的能力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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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她对自己能力、魅力的主要验证对象，就是西门庆。如果西门庆还迷恋她，还听信她，她就有自信，就乐观，就抱有希望，就夸嘴学舌，显摆自己。一旦等她发现西门庆掉过头来耍弄她，欺骗她，也就反证出她在西门庆心中的无价值。那么惠莲的自信心就顿时丧失，消极悲观而濒于绝境。等到最后挨了孙雪娥一巴掌，就等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她再也活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