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王人博：我们需要发现行动的逻辑，而不仅是书面的规则

法律是国家性的、书面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感觉不到法律对自己的意义，也主要不依赖法律生活。对普通个人而言，只要自己不做犯法的事，就无须直接与法律打交道。虽然，法律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如开车、行走、借贷、婚丧嫁娶等等。法律越是在生活之中，似乎越会让人觉得离它越远。中国人的身边生活依靠的是亲人、朋友、邻里、师生、同学、同乡等情感、人情以及关系。普通人的生活依赖的是传统与经验，而不是书面的法律。这需要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发现行动的逻辑，而不仅仅是书面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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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所阅读的主要是有关这方面的著述。给我印象深的都不是新近的研究成果，而是属于旧书，有的是重读，有的是翻箱倒柜地第一次看。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2015年就有了汉译本，知道这本书较早，之前也间接引用过，却没读。这是由两位美国语言学者合作的成果。之所以阅读它，是与上面思考、关注的问题有关。按照语言哲学，说话就是做事。我们靠语言显形我们的存在，理解我们赖以存在的规则以及经验。而这两位研究者告诉我们：隐喻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离开了隐喻，我们便无法生活。隐喻不是通常说的一般修辞或比喻，而是概念建构的基本质素。它来自于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建构，即以一种事物作为模本去理解另一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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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作者: [美] 乔治·莱考夫、[美] 马克· 约翰逊，译者: 何文忠，版本：启真馆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
我们中国人在社会层面，把人分为“生人”与“熟人”是关系的基础，也是在国家法度之外最重要的生活依凭。这种建构依赖于农作物的隐喻，是生活经验概念化的结果。正如农作物由生变熟需要一个过程，离不开时间、水分、阳光；熟人的形成同样需要时间以及感情的培养，“培养”这个概念也依赖“人是农作物”的隐喻。除了农耕文明之下的“农作物”这个隐喻之外，我们人类也共同依赖“方位”、“建筑物”。
在人体“上下”方位中，“上”通常意味着优越。如头领、鼻祖、耳目等，说到自己时，我们习惯指着自己的鼻子，而不是腿。“脸”的隐喻更为广泛，通常是道德伦理建构的依据：如“不要脸”、“脸皮厚”等。像“基础”、“栋梁”、“心房”、“心间”则是来自于建筑物的隐喻。
《孔子：即凡而圣》，是赫伯特.芬格莱特的名著，2002年翻译成中文。就我的阅读而言，从中获得的最大教益便是这个书名。孔子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教主和先知，他的使命也不是为了救赎。他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在生活中感悟意义。他教给学生的都是他自己努力做到的东西。在他那里，无论是“仁”、“义”、“恕”，还是“忠”、“信”、“礼”，都不是抽象的，而是他身体力行的，在凡俗中成就自己。圣人并不“超凡脱俗”，他首先是个凡人。孔子也特别重视“学”的价值。“学”区别于西方的人格启示、真理洞见、逻辑抽象。“好学”不止是勤奋的意思，而是对学习的东西得要领，善于领会，然后变成规范与意义。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2017年出版，至2020年已是第8次印刷。当然，我是读的最新版本。这是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有关中国人的一本书。作者的学术努力方向和目标是用中国的概念术语，而不是套用西方的学术范式研究中国。该书写作的前提是摒弃了固有的中西二元对立的观念体系。作者阅读西方理论，但又不按那些理论、范畴为中国构象。本书属于社会学著作，它首先要努力澄清的是“社会”和“人”这两个基本概念。

思想@王人博：我们需要发现行动的逻辑，而不仅是书面的规则｜思想图谱(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