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岗|导演耿军：用镜头保留城市记忆，用电影发声与大众交流( 三 ) 东北|生活|电影|耿军|发声|影像

：我从来没有拍过底层，我拍的是一个广大层，是人口基数最多的这群体，我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员。我每个角色都投入了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认知，在我的电影世界里面，我从容表达的。我没有戴任何眼镜，因为我在表达我自己，是我自己熟知的人群，是我熟知的环境。
Q：文学剧本是电影拍摄的前提，剧本是编剧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提炼加工后，遵循电影表现手法和拍摄原则进行的文学呈现。您除了是《东北虎》的导演，也同时是这部电影的编剧，您的作品会从文学上汲取一些灵感吗？您如何看待电影与文学的关系？
耿军
Q：您是怎样走上电影这条道路的？您进行电影创作近二十年，电影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耿军
我在十九岁时开始尝试写了一个剧本，但也没写完，二十岁的时候就闯荡到了北京。像我这种文化不是很高的人，也没什么技术，就变成了来京务工人员。其中有几年时间我去北京电影学院旁听，视听语言课、导演课、文学系的编剧课等。我的成长是24岁的时候，那时候是2000年，数码时代到来了，很多独立作者已经用数码、用DV拍出了作品，像杨荔钠拍出了《老头》，杜海滨拍出了《铁路沿线》这样特别震撼的纪录片。我就知道，如果电影厂胶片我们靠近不了， DV是可以影像书写的。
19岁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9岁是一个懵懂的时刻，当有一个模糊的目标，就能果断地奔向它。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承载着勇敢、锐气，同时又有点懵懂，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能不能友善地对待我们，但我果断的去了。这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很重要，我会在我的电影表达力，将这些东西融进去。
Q：有人说“耿军的电影不是从摄影棚和影视城里长出来的塑料花，而是黑土地上的真东西” ，未来您创作的方向也依旧会聚焦东北，延续您一贯的风格，还是会一些新的不同的尝试？
耿军
：我是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的人，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办法去设想以后会怎么样，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持续创作。我接下来的两部电影也还是在拍东北，我可能还会拍好几部东北，因为我的表达才刚刚开始。一部叫《漂亮朋友》，一部叫《刺客与明信片》，还没有进入前期拍摄，因为和之前一样，找资金是非常有难度的。
Q：您的电影开始面向市场和商业，会不会对您艺术创作带来困扰？
耿军
：还没有形成，因为我没有违背自己去妥协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还是自己最想表达的事情，也没有受资本的干扰，我的表达是充分的，困扰在我这是没有体现的。可能在某些点上，比以前负担会重一点，要让投资人们都能收回成本赚到点钱，这种事偶尔会冒出来想一下，但也仅此而已。
Q：《东北虎》去年就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奖，现在这部电影又进行了公映，这也是您的电影首次进入院线，您内心是什么感受？
耿军
：这部电影于2021年6月份在上海电影节全球首映，那个时候很忐忑，还有点紧张。一部电影用尽了自己的全力制作出来，当它面对最普通的观众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声音反馈回来？这其实还挺忐忑的。我那时候是这么想的，如果来看电影的都是朋友，朋友嘛，夸几句好话是应该的，朋友嘛，批评几句也是理所当然的。当今年1月14日这部电影在院线上映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紧张了，我最直观的感受其实是疲惫。采访、宣发，工作中的配合等让我很疲惫。因为我个人的人生的经历特别有限，但接受媒体采访就要一遍遍聊这些事，这对于我来说挺疲惫的。导演是一个幕后工作者，个人其实无所谓，我觉得关心作品就够了，更希望大众关心作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