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 二 )

跟随先生读博士的那几年，我被先生手把手引领着走进了西方哲学的大门。她在80年代中期接触到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解构主义对形而上学的理性权威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追求永恒的变、多元、运动的思维观，这些都与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所学到、悟到，又在她心中深深扎根的哲学思想产生互通，对她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她90年代的诗风发生了很大转变。
而她对我们几个博士生的要求，也是从哲学入手去研究文学和诗歌。先生常说，没有哲学的高度，研究文学是深入不下去的。她深信“哲学与诗歌是近邻”，而这些思想也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虽然我毕业之后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回到了诗歌，但我深深地体会到如果没有那几年跟着先生认认真真读了一点哲学的话，诗歌研究只能落在肤浅的表面。我对先生的教诲充满了无尽的感激。
“我很庆幸我回国了”
跟随先生学习的这7年间，我和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先生是我学术上的领路人，也是我的精神导师。她虽然大多和我谈的是学术、是思想，但也常在课后和我聊起她那不平凡的一生，回忆她小时候的事情、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情形，以及她在解放后、从海外回国、到社科院工作以及“四清”、“文革”时期的一些经历。
她给我讲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情形，使我对那一代知识分子求学问、求真知的精神深为感佩。先生在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她原本想读外文系，但在报名时临时改变主意，报了哲学系，因为她深感哲学的艰深，自学困难，而这一临时的改道则影响到她后来一生的诗歌创作和思想的形成。
在西南联大，她师从冯友兰、郑昕、汤用彤等先生学习哲学，并跟随冯至先生学习德文。刚刚起步诗歌创作的她也在诗歌写作上求教于冯至先生，得到了冯先生的肯定和鼓励。先生说，虽然那时的生活是清苦的，还时常“跑警报”，但心里有追求，精神是平静和舒畅的。讲到联大的那些大师先辈们，先生说，他们每个人都好像是活在学问里，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就浸润在那些无穷尽的探索和求知中。先生和我说起这些早年的经历总是兴致勃勃，而我则听得津津有味，被先生和她的先生们的经历所深深吸引和感动。
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先生讲到她回国和“文革”时期的经历。先生于1948年赴美国留学，1955年与丈夫童诗白从美国回到祖国。当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华势力非常猖獗，一些在美的科学家都被阻挠返回祖国，先生的经历也不例外。她已于1952年完成硕士学业，又自费跟随茱莉亚学院的老师学习声乐，同时焦急地等待和丈夫一起回国，但一直得不到美方放行。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情形才有了转机。
先生在得到允许回国的两周之内就启程返家，急迫的心情可想而知。她在美国学习生活了7年，深受西方文化的熏染，但她并未留恋，而是迫切地想回到祖国，为国效力。讲完这些经历的先生长出一口气，说了一句“经过反复折腾总算是到家了！”她还对我说，当时她的一些朋友以及童先生的一些同学和朋友都留在了美国。她说：“我很庆幸我回国了，如果我还留在美国，充其量就只能在家做个好太太了！离开了养育我们的大地和文化，我还怎么能写出诗来呢！”先生的这番话对我的震动极大，我从中看出了先生的品格。
先生回国之后，“文革”期间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但她对我说，“那时候不用教课了，我就在家里听音乐，听贝多芬、海顿、莫扎特……”她内心中的沉稳和韧性似乎超过了痛苦的煎熬，她始终坚定地认为历史的脚步一定是往前走的。我想，这和先生坚守的哲学思想分不开，她的眼光看到的是更广博的人类命运，摸到的是更漫长的历史脉搏。这使得她在“文革”后的反思更为深刻和睿智，并写出了表现那一代知识分子苦难心路历程的组诗《诗人与死》，其深刻性撼人心魄。

诗歌$收获日的满月 在高耸的树巅上( 二 )

诗歌$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