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仇鹿鸣：七世纪前的魏晋，为何合久必分是一个主流共识？( 三 )

曹魏和汉相比，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稳固的长期政权，但司马氏取代曹魏完成权力移转花费了16年的时间，经过了3代4人的政治努力。仇鹿鸣分析，其中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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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如上文所言，支持推翻曹爽的老臣并不支持魏晋易代。因为在司马氏夺得政权后，他们也没有获得利益，相反他们并不赞成司马氏清除曹爽党羽，迅速地走向了对立面。傀儡皇帝曹髦率人讨伐司马昭而喋血街头，致使假禅让的戏也演不下去，使“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因此，司马氏需要培养起支持易代的政治班底。
三国对峙，缺乏重新洗牌的空间
司马氏代魏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来源于外交因素的掣肘。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外交对内政影响甚重。仇鹿鸣指出虽然曹魏政权内部具有不安定因素，三国对峙状态导致司马氏缺乏重新洗牌的空间。曹魏政权内部出现动乱的当年或第二年，吴和蜀必然会骚扰曹魏边境。
而外交压力与得不到老臣支持可能导致双重的压力下，淮南三叛是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淮南是魏与吴的军事前线，此地分置征南和征东将军防御吴国。该地作为军事要地需要派遣既熟悉淮南地形又富有经验的将领前往，但是这些将领未必服从司马氏或者说不赞成司马代曹。出现了淮南之地叛乱刚平，但刚被派去的将领过了几年又反叛司马氏的情况。
大概到了公元258年司马氏平定第三次淮南叛乱，才真正意义上扫除了政权内部最后一个对手。第三次淮南之叛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王凌和毌丘俭的起兵以与司马氏争夺曹魏政权为目标。第三次起兵的诸葛诞，仇鹿鸣认为，是被逼反的。他“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并“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在军事上呈现出防御性的态势。
司马师逐渐开始建立起拥戴司马代魏的政治集团；诛杀夏侯玄、李丰等朝廷内部的反对者；平定淮南毌丘俭之叛，司马师奠定了晋代魏的基本格局。
伐蜀再获政权合法性
在魏晋基本格局形成之后，司马昭提出了伐蜀动议，以使接受魏晋政权转移变得合法、合理。仇鹿鸣认为，司马昭和实际执行者钟会也许没有统一的打算。因为在伐蜀前一年，蜀国姜维还讨伐过一次曹魏，并不像一般历史认为，诸葛亮死后的蜀国已经日益紊乱给曹魏带来了可乘之机。而曹魏最有经验的将军邓艾也曾坚决反对伐蜀，认为伐蜀的时机并未出现。司马昭可能只是想借伐蜀之机作为推动魏晋禅让，获得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但战争的局势瞬息万变。根据钟会的谋划，魏军最初的战略意图是发动一个钳形攻势：钟会统帅伐蜀部队的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诸葛绪等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邓艾进取甘松、沓中阻挠姜维的行动，诸葛绪进占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归路，希望通过邓艾、诸葛绪的前后夹击，阻止姜维退往汉中，使得钟会率领魏军主力能够迅速占领汉中，打开进攻成都的通道，但是由于诸葛绪在行动上的犹豫，差了一日的行程而未能阻截到姜维，姜维得以成功地从桥头突破，引军退往剑阁，依仗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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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门关，见证了魏军奇袭击败蜀军，灭亡蜀国的历史时刻
此时，邓艾做了大胆的选择，他率部穿过阴平小道，绕道剑门关后，出现在成都平原上，击败了蜀军。夺得首功，奇袭一举灭亡了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