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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管仲辅佐齐桓公以来，说法极力主张国家徭役的征发与赋税的课征要适时适量，以此来富民富国。管仲佐政，深受桓公信赖，被尊称为“仲父”。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终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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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的理念是相当超前的，他很早就明白了“民富”“国强”的相依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每一个公民能够过上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国富”之根本目的还在于“民富”。“国富而民穷”从来不是一个社会得以和谐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
越走越偏的“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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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历代统治者，也都深受管仲的影响与启发，盘剥百姓的同时，也不忘令其休养生息。比如，晋代傅玄要求减轻地租，以发展生产，促进民富。再如，唐初魏徵也力主“薄赋敛，轻租税”（《贞观政要·君道》）。但是，不同的声音各个时期都有，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就曾为富者辩护：“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柳河东集·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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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辩，以了宋代更是发展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李觏以《周礼》为据，认为实行一夫百亩制，就能使人尽力，地尽利，从而国实民富。王安石变法时，更是力主打击大地主、富工、豪贾的兼并，以维护中小地主及工商富裕阶层的利益。王安石下台，变法失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指责王安石的新法是“夺民”（《宋史·本传》），“破富民以惠贫民”（《栾城集》）。司马光们所称的“富民”，主要是大地主及工商豪富。南宋的叶适抨击王安石的抑兼并政策时则说认为，富人实有益于贫者，他颂扬富民“为天子养小民”，是“上下之所赖也”（《水心别集·民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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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清时期，为富民辩护的思想更为突出。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思想家，不论开明或保守者，都十分强调保护富民，只是对于富民的阶级内容，前者主张包括工商富民，而后者则限于地主。正是因为闹到民不生的地步，统治华夏200多年的清王朝，才在风起云涌的变革潮中一朝覆灭。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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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叫“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意思是钱财过分集中在国家手中，人心就会离散，钱财分散于百姓手中，人心就会聚拢。
“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礼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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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手头有钱了，才能拉动消费，这样循环往复，民想不富都不行，国想不强也不行。只是，曾经影响极大的一个口号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现实是，少数人先富起来了，而大多数人还远未实现共富的理想，这才是需要引起思考与解决的新课题。
【 劝学&古人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又说“大河无水小河干”，信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