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范今|【学人剪影】孔范今：以人文情怀观照百年文史( 五 ) |毕业|中文系|曲阜|李希凡

时至新世纪之交，人们对那些此前鲜少问津的现代作家作品早已不再陌生，甚至趋之若鹜，却将一些曾经光耀史册的名家名作弃如敝屣。对此，孔范今多次发声批评这一现象，否定一味标新立异。某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所谓的“大师文库” ， “作为代表20世纪中国文学中重要一翼、创作成绩也不宜小觑的茅盾竟然落选，从前‘末座’的诗人一跃而为‘大师’ ，岂不令人目瞪口呆？”孔范今认为，文学史的“经典化” ，其“意义”范围和内涵应是“史识”与文学鉴赏批评的科学融合。
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理想统一
《书系》总序开篇就已申明的两个“命定” ，道出了孔范今作为一个求索不止的知识分子，心中的困厄与超越交替而朝向真理的行进。
解决了史料问题，文学史“大厦”就有了基石。孔范今便打算着手重建符合“对象本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至于如何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建构起这部文学史来，这其中，既有从纵的方面对过程完整性的把握和阶段分期问题，又有从横的方面对各种关系的处理与评价问题，纵横交错，难题一个个接踵而至。 ”这时孔范今意识到，史学观念的重构与文学史的重构是密不可分的。
从孔范今身上可以看到一代学人的缩影。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 “重写文学史”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学史研究领域持续升温。然而，令研究者们不满的，不仅是以往研究对一些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疏漏，更指向了导致这种疏漏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观。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旨在倡导以整体思维与现代性意识考量现代文学变迁；1986年，金克木提出“立体研究”的概念；1988年，陈思和等提出了“新文学整体观” 。一方面，孔范今对同行们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文学史时段概念产生共鸣；另一方面，他又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这一指称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契合了新文学发生发展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是中国文学转型发展的一个世纪，以区别于传统古典文学。 ”据此，孔范今独树一帜地提出，以梁启超倡导三界（诗、文、小说）“革命”作为这一文学对象的起点。 “中国文学自此开始，在基质方面与传统文学形成对抗。 ”带着强烈的历史感，孔范今撰写多篇文章，探讨亟待重建的新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观。正如他为1992年出版的专著所拟书名——《悖论与选择》，孔范今倡导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 “这种悖论性表现为这一时期历史的否定式发展的回旋图式，救亡与启蒙构成了二十世纪悖论性历史结构和现代转型进程的两大支点” 。
从大量文献的广泛搜集，到每一个体作品的细致分析，再到总揽全局的史观驾驭， 1997年，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问世，意味着经过近十年的筹划、构思，孔范今理想的文学史“大厦”终于落成。在整整160页、12万字的“导论”中，他专门分析了经济、政治、文化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论证历史结构的悖论性与现代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部文学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台湾文学、香港文学、通俗文学等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架构之中进行阐述。有学者认为，这部新文学史“使得许多以往被遮蔽和‘边缘化’的文学事相得以呈现出崭新的学术意义” 。
孔范今的思考在与一个时代学术思潮产生共鸣的同时，又常常以超脱的思维做历史的理性审视者。就如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建所论， “孔老常在别人研究停滞的地方，开始他独具特色的‘接着说’ ，从而推动学术的延伸和超越” 。看到有不少现代文学研究者由否定“革命”范式而单向度选择“启蒙”为落脚点，为否定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而倡导将历史剥离出对文学本体的研究，孔范今警觉地指出， “文学价值观与文学史观的重建不是‘翻烙饼’ ，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文学有其独特性和独立性，但不能忽略历史的结构与动力作用对它所形成的影响。既然是‘史’ ，就应该有史的动势方面的揭示，不能等同于作家作品评论的堆积” 。 2001年，孔范今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商榷文章《绝对化思维无助于文学史的科学建构》认为，否定简单化的“历史进步论” ，不能因此而否定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一事实，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转型的必要性与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