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科学院！近代法国的地图出版与媒介文化变迁( 二 ) 春节|祖国|孔子学院|王海军|中

其次是技术型的空间规划和治理实践。随着1666年皇家科学院与巴黎天文台的先后成立，政府性的职能机构与学术团体开始主导制图的实践，测绘成果的应用也成为国土勘界、调查与空间规划的重要技术手段。以波旁王朝在17世纪启动的“卡西尼地图”工程为代表，国家治理的视野由传统王权及其领地逐步转向国界线以内的土地、人口、资源、财富等要素。政府利用新兴的科学知识与工程师群体，不仅逐步实现对领土空间的量化统计与数理信息采集，而且强化了技术应用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版与贸易领域也相应出现新的利益整合、行业标准及权威秩序。在此进程中，看似客观、中立的地图制作，其组织与实施却是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社会活动，在国内通常体现为科学院、天文台、测绘局等组织的大型制图计划，国外则往往构成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与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在普及技术与管理实践的同时，新地图的出版也渗透着特殊的利益考量和权力意志。首先，在信息的采集与加工阶段，绘图过程伴随着制作者的认知、偏见与价值取向，反映了一段时间内的主流话语结构与政治社会立场；其次，在成图的印刷与发行阶段，地图出版不仅受限于行业内的技术分工与经营模式，而且要配合主权国家在统治、安全、外交及战略上的需要；此外，在流通与传播的过程中，地图产品不仅要迎合新兴的时髦话题和读者群体，还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具体目标。更为关键的是，对这些新地图的阅读及使用，不但折射出知识型权力与国家治理的兴起，而且改变了人们看待自身、周边与世界的方式。
【皇家科学院！近代法国的地图出版与媒介文化变迁】最后是全球性的探索行动与知识流通。现代性的知识传播不仅依赖于文本和语言，同样也借助于图片。在17-18世纪的欧洲，地图集一方面反映了最新的地理发现与海外考察进展，另一方面也依赖于探险者、商船、水手、科考人员和传教士们所带回来的资料与信息，这就在专业化生产与海内外旅行之间搭建了一种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不过，传统研究通常将这种制图学传播简化成点对点的转移，忽略了它们在实际流通中的空间圈层与循环网络。从原产地的数据、知识采集到读者手中的精美读物，新地图的测绘与出版实际串联着各个环节的人员与信息流动。
在产业上游的制图师及其支持者们为了得到最新的资料，往往会主动发起、组织、实施一系列的考察行动。在法国，宫廷自17世纪后期便有计划地资助海外探险与传教队伍，皇家科学院、地理学会等也会在全球范围内安排测量团队，配合科学研究与地图绘制的需要，比如在1735年就同时派孔达米纳和莫佩尔蒂前往南美的安第斯山脉和北欧的芬兰地区，测量相关的经纬线数据。在下游的印刷及发行环节，新地图的生产除了在欧洲的知识界会引发一系列的论战和交流，在行业内部造成大量的版权争议与诉讼，而且还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知识的流通循环。这种循环不是机械式的信息打包、传递与接受，而是互动式、参与式、相互依赖、彼此影响的知识旅行过程。在终端的消费领域，多种规格尺寸、故事性地图的流行继续推动了平价地图的销售与阅读，催生传统书籍之外新的读者群体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文化。过去那些依靠文字所表述的道路指南、游记故事、乌托邦小说和冒险文学，现在不仅可以用插图的形式来丰富其内容，甚至可以仅用地图及其合集的形式来完整呈现，比如皮埃尔·杜瓦尔推出的旅行地图集就通常以十二开本（约29×27.5cm）的排版形式来讲述法国或者欧洲古代传说中的冒险故事。换言之，空间知识的生产不再仅仅依托于语言、文字的中介作用，而是综合借助图像、符号、色彩等视觉和表象技术，这既带来了地理学习与海内外旅行的潮流风尚，又对正在形成中的公共舆论和市民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