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科学院！近代法国的地图出版与媒介文化变迁春节|祖国|孔子学院|王海军|中

作者：于京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在研究阅读史的学者们（如美国的达恩顿、法国的夏蒂埃等）看来，“印刷文字催生新的思想，征服了人们的头脑，形塑了他们的存在方式”，甚至一定程度上“制造了革命”。不过，传统学者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书籍行业，忽略了地图这一重要的出版物类型，后者在制作方法、印刷工艺、出版形式与阅读体验方面都具有其特殊性。
在16世纪以后的欧洲，新航路开辟带来了海量的图文信息与资料，地理学、天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制图技术，与此同时，蚀刻印刷工艺也得到了普及，这就促成了一种新型出版物——地图集的出现与流行。随着弗拉芒制图师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1570年出版）在商业上的成功，新地图的出版与贸易很快风靡欧洲各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与主权国家的兴起则进一步刺激了公众对空间及地缘政治的兴趣，人们开始热衷于购买和阅读地图，用以获悉前线战况、领土谈判、海外殖民事业等最新进展。作为这一时期崛起的欧陆霸主，法国很快成为制图业的重镇。17-18世纪地图行业在法国的兴盛，同其地缘形势、社会治理、科学研究与海外扩张密切相关，这就带来了一种媒介-技术变革基础之上的新型观念与实践。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
首先是形象化的国家意识及其历史书写。作为一种不同于文字的物质载体，图像在传递信息与知识方面本就有直观、生动的优势，16世纪后期出现的新式地图集则采用了统一的投影法、比例尺和图文编辑规则，更直接地呈现出世界和各国的古今疆域、政治地理与人文概貌，因而构成了书本之外民族国家历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继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出版之后，法国的莫里斯·布格罗在1594年也推出了《法兰西大观》，尽管在标题和排版形式上效仿了前者，但这部作品也有明显的创新之处：一是地图的收集、汇编以高卢历史和法兰西的疆域空间为叙事框架；二是为宗教战争中的国王辩护，强调各省、地方对君主的服从，有鲜明的国家主义取向。进入17世纪，制图开始系统地服务于主权的建构。对内，同“国王史官”一样，宫廷也资助“国王地理学家”，这些制图师群体以桑松、德利尔家族为代表，在制作地图的同时，他们也负责王室教学，撰写有关疆域和历史地理的书籍。对外，以民族国家为绘制单位的地图，不仅反映了战争与和平下的领土变动，而且时常在外交谈判中作为一种历史依据和参考手段。此时适逢地缘政治与国际法意识在欧洲兴起，不同民族国家的风俗、意象、法理人格等往往也会依托地图的视觉形式来展现，比如低地国家通常会顺着其领土的轮廓将地图描绘成一只雄狮，而法国则流行着“四方”“五角”“六边形”这样的几何理念。
从宫廷到社会，地图在政治启蒙方面发挥了与众不同的作用。1776年，路易十六的战争部长圣日耳曼伯爵在其《教育计划》中指出，“历史地理的学习需要通过眼睛，也就是借助地球仪和地图来实现”。大革命之后，地图出版与阅读继续构成国民教育中的关键环节，对公民意识与爱国主义形塑有重要意义。比如在1790年后，由雅各宾派的工程师皮埃尔·杜梅埃领导成立了法兰西国民地图集公司，不仅在出版领域同旧制度时期的桑松、卡西尼等展开竞争，而且致力于为中小学教育提供清晰、准确和印制精美的教材。包括《国民地图集》《口袋国民地图集》系列在内，这些出版物一方面普及了法国最新的地理和区划知识，另一方面则持续培育了民众的政治信仰与爱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