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把真相告诉孩子，并为他们找寻希望( 三 )

将《被偷换的孩子》付梓后，大江于2000年9月访华，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发表了题为《致北京的年轻人》的演讲，其间提到了他与《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这段邂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小居期间，像是偶然地读到了森达克的日常谈话记录和以此为主题的绘本《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
我国著名作家莫言对于《被偷换的孩子》曾有过深刻的评价：“大江先生认为他自己、儿子大江光和内兄伊丹十三都是被妖精偷换了的孩子。这是一个具有广博丰富的象征意义的艺术构思，具有巨大的张力。其实，岂止是大江先生、大江光和伊丹十三是被偷换过的孩子，我们这些人，哪一个没被偷换过呢？我们哪一个人还保持着一颗未被污染过的赤子之心呢？那么，谁是将我们偷换了的戈布林呢？我们可以将当今的社会、将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看成是戈布林的象征，但社会不又是由许多被偷换过的孩子构成的吗？那些将我们偷偷地置换了的人，自己不也早就被人偷偷地置换过了吗？那么又是谁将他们偷偷地置换了的呢？如此一想，我们势必跟随着大江先生进行自我批判，我们每个人，既是被偷换过的孩子，同时也是偷换别人的戈布林。”
“救救孩子”
莫言的这段话语既是对《在那遥远的地方》和《被偷换的孩子》的深度解读，也是对人类社会和芸芸众生的无情警示：我们既是被戈布林偷换的孩子，也是偷换其他孩子的戈布林！这让我们无法不联想到鲁迅先生于一个世纪前的1918年振聋发聩地喊出的那句话语——“救救孩子！”
大江健三郎本人也曾在2010年对其中国友人说过：“目前，我的头脑里只考虑两个大问题，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孩子。自己是个绝望型的人，对当下的局势非常绝望……每天晚上，在为光掖好毛毯后就带着那些绝望上床就寝。早上起床后，却还要为了光和全世界的孩子们寻找希望，用创作小说这种方式在那些绝望中寻找希望……”无疑，为孩子们不懈地寻找希望，是大江晚年的工作，更是大江晚期作品的主题，这从其晚年创作的六部曲特别是《被偷换的孩子》（2000）、《愁容童子》（2002）以及《两百年的孩子》（2003）等小说题名中便可略见一斑。
同样，在《定义集》这部随笔集中，大江也不止一次提到“倘若可能的话，就为孩子们写一部大书”。其实大江也确实这么做了。2010年12月，大江曾向友人介绍正在创作的新长篇小说梗概：通过上了年岁的女性主人公与其曾获国际文学大奖的哥哥之间的一封封书简讨论有关孩子和新人的问题。当时大江还表示，由于年事已高，无力继续创作大部头小说，估计这是自己为孩子们写的最后一部作品了。
遗憾的是，在这部小说即将完成之际，日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3·11”大地震、大海啸和福岛核电站大泄漏。在那段令人绝望的时日里，大江感到这部即将完成的小说已经无法表现自己此时的绝望，更是无法帮助孩子们在这黑黢黢的绝望之海上找寻到希望，于是将其存入书库，着手撰写《晚年样式集》。
《晚年样式集》开首处便有这么一段话语——“我停步于楼梯中段用于转弯的小平台处，像孩童时期借助译文记住的鲁迅短篇小说中写的那样，‘发出呜呜的声音哭了起来’。”这里提到的短篇小说便是鲁迅文集《呐喊》中的《白光》，小说中“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更是大江的世界观和创作指向，鼓舞其不懈地与日本右翼势力相抗争，引导其发起拥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面对令人绝望的社会末日景象和保守政治现状，大江“发出呜呜的声音哭了起来”，在文本中为大家描绘了一个恐怖和绝望的前景：“……如果全国的核电站都因地震而爆炸的话，那么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未来之门也将被关闭。我们大家的知识会沦为死物，该说是国民呢？还是该说市民呢？无论谁的头脑里也都将一片黑暗，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