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逝者｜翻译的智慧，且看“傅译传人”罗新璋在旧文中如何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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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傅雷研究专家罗新璋先生于今日下午17时13分逝世。在译界，罗新璋被誉为“傅译传人”。著有论文《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编辑《翻译论集》，译著《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当与伊瑟》《红与黑》等。在此，文汇刊登先生若干旧文集锦，聊表追思。
罗新璋：化境说的理论与实践
事理事理，即事求理。就译事，求译理译道，亦顺理成章。原初的译作，都是照着原本翻，“案本而传”。原本里都是人言（信），他人之言。而他人之言，在原文里通顺，转成译文则未必。故应在人言里取足资取信的部分，唯求其“信”，而百分之百的“信”为不可能，只好退而求“似”。细分之下，“似”又有“形似”“神似”之别。翻译思考，伴随翻译逐步推进，从浅入深，由表及里。翻译会永无止境，翻译思考亦不可限量。
人类的翻译活动由来已久。可以说，语言产生之后，同族或异族间有交际往来，就开始有了翻译。古书云：“尝考三代即讲译学，《周书》有舌人，《周礼》有象胥[译官]。”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有口译和笔译。千百年来，有交际，就有翻译；有翻译，就有翻译思考。历史上产生诸如支谦、鸠摩罗什、玄奘、不空等大翻译家，也提出过“五失本，三不易”、“五种不翻”、“译事三难”等重要论说。
早期译人在译经时就开始探究翻译之道。三国魏晋时主张“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认为“案本而传”，照原本原原本本翻译，巨细无遗，最为稳当。但原文有原文的表达法，译文有译文的表达法，两种语言，并不完全贴合。
隋代达摩笈多（印度僧人，590年来华）译《金刚经》句：“大比丘众。共半十三比丘百。”按梵文计数法，“十三比丘百”，意一千三百比丘，而“半”十三百，谓第十三之一百为半，应减去五十。
故而，唐代玄奘按中文计数，将此句谨译作 “大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全都“案本”，因两国语言文化有异同，时有不符中文表达之处，须略加变通，以“求信”为上。达译、奘译之不同，乃案本、求信之别也。
严复言：“求其信，已大难矣!信达而外，求其尔雅。”（1898）信达雅，成为诸多学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热衷探讨的课题。梁启超主递进说：“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1920）林语堂持并列说，认为“翻译的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这翻译的三重标准，与严氏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是正相比符的”。（1933）艾思奇则尚主次说，“‘信’为最根本，‘达’和‘雅’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1937）
朱光潜则把翻译归根到底落实在“信”上：“原文‘达’而‘雅’，译文不‘达’不‘雅’，那是不信；如果原文不‘达’不‘雅’，译文‘达’而‘雅’，过犹不及，那也是不‘信’。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1944）艾思奇着重于“信”，朱光潜惟取一“信”。
即使力主“求信”，根据翻译实际考察下来，只能得原文的“近似”。信从原文，浅表的字面迻译不难，字面背后的思想、感情，心理、习俗，声音、节奏，就不易传递。绝对的“信”简直不可能，只能退而求其次，趋近于“似”。
即以“似”而论，傅雷（1908—1966）提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如伏尔泰（Voltaire）句：J'ai vu trop de choses,je suis devenu philosophe.此句直译：我见得太多了，我成了哲学家。——成了康德、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家？显然不是伏尔泰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