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国度|莱布雷希特专栏：音乐国度的道德良知里加|音乐国度|良知|克雷默|吉

我第一次见吉登·克雷默（Gidon Kremer），是在伦敦一家酒店的大堂采访他，开始没几分钟，他突然问：“我老婆跟巴伦博伊姆跑了。你能给我介绍个女朋友吗？”
通常在此类采访中，艺术家会大谈需要宣传的项目，采访人员则要找新鲜角度，只是这次采访太异乎寻常，以至于我没有任何其他记忆，说不定还搞砸了。但克雷默那赤裸裸的诚实和灼心的苦痛造成的印象留存至今，而且随着岁月流逝，我逐渐认识到这两种动力也是解读克雷默的勇气及其理想主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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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克雷默
吉登·克雷默上个月平淡度过了75岁生日。尽管他是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小提琴家和重奏演奏家之一，但他并没有从经常批判其腐败的各界音乐人那里收到很多生日卡。他也不会挥舞国旗，因为他是一个背井离乡之人。他出生在拉脱维亚，一半犹太血统一半日耳曼血统，他生活中大部分时候与行李箱相伴，或者如他自己所说，他生活在脑袋里的一座移动书架之中。
【音乐国度|莱布雷希特专栏：音乐国度的道德良知】四分之一世纪前，他与当地一群需要收入和身份认同的音乐家们一起创建了波罗的海室内乐团。这个室内乐团演奏的曲目与众不同，其中大部分是由乐团所在地区的作曲家创作。这个乐团与常规的音乐会套路保持距离，而克雷默则立足于更远的地方。当你看到他和乐手们在一起时，他总是相隔一尺开外，以他的孤独作为一枚自豪的徽章，高高地抬起他的头颅，俯瞰艺术家生活的污浊妥协。
（几天前）他寄给我一部由他委约创作的三重协奏曲，标题是《这也会过去》。他在总体上，回避那些陈词滥调。 “疯狂的人实际上可能是非常聪明的， ”如今他字斟句酌地跟我这么说：“如果权力被用于杀戮，真是悲剧。这年头说的就是某些政客。 ”
音乐能做什么？我问。 “音乐不会拯救世界，但它可以缓解那些受苦人的痛楚。 ”他回答。他的这种有限度而可实现的目标，使得深思熟虑的克雷默与其他所有只会重复战争与和平那种只言片语的音乐界传声筒之间划分了界限。
克雷默并不轻易谈及他的苦难。他的父亲是一名在里加的乐团工作的小提琴家。克雷默在德国之声电视台最近播出的一部影片中表示：“我是——可以说是——我父亲的第二生命。他在战争中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他有35个亲戚——包括他的妻子和他一岁半的女儿——死于里加的犹太隔都。 ”一个他未能认识的姐姐的阴影常伴克雷默左右。他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是德国人。 “我觉得把我所经历的事情传递下去是一种义务。 ”他这么说。
他十几岁的时候在莫斯科跟随杰出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学习，但未曾获得出国的机会。他没有去讨好官僚，而是与持不同政见的作曲家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克成为好友，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演奏施尼特克的音乐。他很遗憾错过了另一位在莫斯科处于边缘地位的作曲家，波兰流亡者梅谢斯拉夫·魏因贝格。一离开俄罗斯，他就爱上了阿根廷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悲喜交织的探戈。
尽管克雷默能够从萨尔茨堡到卢塞恩的各个夏季音乐节中大赚一笔，他三十多年来选择的是与朋友们在奥地利小村洛肯豪斯举办一个规模不大的“反节日音乐会” 。他曾被瑞士韦尔比耶那个由银行赞助的音乐节短暂吸引，但很快就痛斥其助长的是腐蚀性的明星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