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大赛（第13季）丨蒋登科：邹绛先生百年祭( 二 ) |邹绛|诗歌|诗集|吕进|孔孚

在诗歌创作、研究、翻译上，邹绛老师一直坚持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做编辑的时候，他也对这类稿件拥有更多的兴趣，但他从来不以自己的观点、喜好作为选择文章的标准。一些年轻作者的文章，即使存在一些不足、偏颇，甚至和他的观点不一致，只要具有新意，邹老师都会给予重视。一些来自外地刊物上的好文章，他不惜版面予以转载推介。他曾经在一家香港刊物上读到了叶维廉、辛笛关于诗歌传统、现代的对话，篇幅很长，但他觉得内容丰富，观点新颖，于是分两次在刊物上转载，在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后来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选择研究九叶诗派，除了吕进老师的建议，和那篇长文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邹老师不只是编刊物，他还编选、出版了很多诗选，是很有特点和成就的选家。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和数据库查找资源，而是只能从浩如烟海的图书、刊物、报纸上去一页一页地翻阅、查询、抄录。对于有些存在于记忆中但实在找不到的资料，他还要向作者、编辑、朋友写信寻求支援。《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外国名家诗选》系列、《外国名诗选》等都是这样完成的。邹绛老师精通英语、俄语，翻译了很多相关作品。编选外国诗选时，即使所选作品已经公开发表，邹老师也要尽可能找来原文进行校对，消除其中的误译、错译、漏译，使译文更加贴近原文，更符合诗的特点和汉语表达习惯。除了英语、俄语，诗选还会涉及很多其他语种，邹老师就找来相关词典和相关作品的英文版，根据外国语言的一些规律，通过几种版本的对读进行译校。在我的印象中，邹绛老师利用多语种的诗歌文本对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语种的诗歌译本进行过译校。这种译校工作有时比自己翻译还耗费精力，既要尊重原文，又要尊重译者的语言习惯和翻译风格，但他从来没有叫过苦。为读者提供优秀甚至完美的诗歌译本，是邹绛老师一生的追求。
邹老师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他有自己的坚持，尤其是对诗的形式和格律非常看重。我和他一起在重庆周边参加过一些活动，比如登缙云山，在合川双龙湖划船，他每次都会创作一些作品。完成之后，他会拿给我们看，甚至叫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邹老师的诗稿很干净，字体娟秀，偶尔圈出一些词语，用修改标记在稿纸的旁边标出修改内容。邹老师的诗在表面上看并不是才情飞扬的，但朴素、内敛，反复阅读之后，往往能够从中获得对人生、现实的深度思考。他的创作和翻译都是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但直到晚年，他才编印了一本个人诗集《现代格律诗选》。在他去世之后，中国新诗研究所安排当时在读的研究生段从学编选了他的遗作。
因为翻译、研究、阅读和编辑工作，邹老师和很多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杨武能教授当时是四川外语学院的院长，因为邹老师的邀请，他时常专程到北碚给我们讲课，讲德国文学，讲歌德，讲冯至，让我们获益匪浅。和杨先生的女儿杨悦女士聊天时，我还和她谈起过这段难忘的经历。邹老师平常在北碚上班，家人住在渝中区的观音岩，每周或者半个月才回家一次。他有时会利用回家的机会和一些老友聚会，这些人包括张天授、杨本泉、杨山等等。在和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又把一些有用的信息分享给我们，使我们对文学界、出版界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编选《中国现代格律诗选》的时候，邹老师模糊记得，上世纪50年代好像在刊物上读过山东诗人孔孚发表的现代格律诗，但不知道他后来的单位，甚至不知道孔孚是否还在世，于是试着将约稿信寄到了山东省文联。在山东师大任教的孔孚先生收信之后非常感动，在邮寄诗稿的同时，向邹绛先生倾诉了藏在心底的一件事。山东出版界当时为很多青年诗人出版诗集，但他们的第一本诗集必须是两人合集。孔孚先生不愿意，因为他已经不年轻，而且他创作的是山水诗，和其他诗人的作品相差很大，合在一起不合适。邹绛先生趁着周末回家把这个信息转告给了诗人杨本泉（穆仁）。杨先生当时是重庆出版社副总编，在诗歌出版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叫邹老师让孔孚先生先把诗集稿件寄过来看看。杨本泉见到稿子之后，眼前一亮，认为是一部很独特很优秀的诗集，决定出版。于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山水诗集《山水清音》1984年在重庆问世了，受到诗坛关注。孔孚先生对邹绛、杨本泉等诗界同人心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