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库切的尴尬与力量( 二 ) |纳丁·戈迪默|大卫·卢里|写作

卢里没有用空洞的语言和虚假的姿态忏悔，而是以身败名裂、远走他乡的行为认罚。正如受难者没有能力宽恕，施害者更没有资格忏悔。因为宽恕意味着抹杀曾经的苦难，而真正的忏悔或许只能来自罪人感同身受的遭遇。当卢里向女生家人下跪道歉时，与其说是冠冕堂皇，不如说是同病相怜。双方和解的希望来自同为受难者的同情。因为在命运和历史面前，他们是一样的可怜。
卢里的耿介害他不能有周旋于世俗的魅惑，而他的虚弱又使他承担不起快意恩仇的悲壮。于是，他只能放弃。库切让卢里对着一条象征其处境的废狗，写作一部关于拜伦与19岁的特蕾莎恋情的歌剧。如此创作所蕴含的“救赎”意味很快就因卢里的主动放弃而消散，而贯穿作品的“沉沦”主题在小说结尾时终至高潮：卢里把那条喜欢听他创作的音乐的废狗，放到了安乐死的台子上。这意味深长的放弃，彻底砍断了沉沦的黑洞里那根光明的尾巴，同时也摘掉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的那顶“文学救赎”的高帽子。
库切以卢里清醒地放弃创作，暗喻“文学”的超验与无能；而露西稀里糊涂的怀孕，则象征着“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如果黑人男性强奸者代表着殖民主义的“历史” ，那么身为白人受害者的露西则以扎根农场的代价，预示了双方和解的可能。这是《耻》最为隐秘而深厚的底色。库切的厉害在于他将露西“奉献”的理由始终表达得语焉不详：“是的，我正在走的路也许的确是危险丛生，可如果我现在就离开农场，我就是吃了败仗，就会一辈子品尝这失败的滋味。 ”如此“格局”显然不是南非的“革命”事业所能涵盖的。
如果说露西化仇恨为孕育的坚韧，意味着和解的艰难与抗争的悲壮，那么卢里从体面到落魄的无奈，则彰显了生活的残酷与个体的卑微。他在一点也不浪漫的技术大学开设了一门论浪漫主义诗人的课程，又对着一群愚昧无知的学生传播着“高级传播技巧” 。他对这样的尴尬理解甚深，他对自身的反讽却浑然不觉。他出版过论梅菲斯特的专著，却没有其走出书斋的狠劲；他写作关于性爱与幻想的作品，欲望却如蝴蝶般短暂而轻巧；他喜欢自然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生活却如沙漠一样枯燥乏味；他有拜伦式的美貌与性欲，却没有拜伦的放荡与混世。
在卢里对此漠然无知的真实中，或许有他自己都没有觉察的自命清高与玩世不恭。如此铺垫，让他急转直下的命运更为触目惊心。愿赌服输的他在声名狼藉中泰然自若，却在黑人领地的遭遇中尊严全无：满腹诗书却一无用处，大学教授成了杀狗义工；发号施令的“主人” ，变为恭敬有加的“仆人”；之前强势引诱年轻甜美的女生，到后来无意中就范于年老色衰的女人，直至当初的“罪”得到彻底的“罚” 。
“左”“右”为难， “黑”“白”难辨的库切，常常以或阳奉阴违、或声东击西、或南辕北辙的言论来呈现和尊重其中的含混和复杂。他以自己最好的小说《耻》，无声地驳斥了那些质疑他的人：小说的力量来自它高妙的叙事艺术，同时也可以承担民众的道义和历史的责任。（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