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库切的尴尬与力量 |纳丁·戈迪默|大卫·卢里|写作

种族隔离（Apartheid）和殖民主义给南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对小说家而言，如何在不陷入政治性写作的情况下再现南非动荡的历史，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南非大多数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从奥里夫·施莱纳（Olive Schreiner）到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和安德烈·布林克（AndréBrink），再到孟甘尼·塞罗特（Mongane Serote），都试图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调和小说的自由和历史的局限之间的矛盾。
偏爱现实主义的戈迪默认为南非作家的任务是真实地记录或反映南非残酷的现实。对她来说，写作本质上是一个表象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她所说的“创造性的自我吸收”必须始终受到“良知意识”的制约。然而，库切怀疑朴素写实的创作是否就比天马行空的想象更能呈现事情的真相。他更倾向于“按照小说自身而不是历史的规律”来写作。对此，很多人颇有微词。斯蒂芬·沃森（Stephen Watson）反对说，库切对文本的关注意味着他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个巧妙构造的空洞” ，而戈迪默则认为“厌恶一切政治和革命的解决方案”是他的一个弱点。
【库切|库切的尴尬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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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库切
这其间的辩解与批评正好突出了库切的两难境地。一边是欧美与后现代主义，一边是南非与后殖民时代。对前者而言，他到底是非洲人；对后者而言，他是“白人土著”（the Afrikaners）。而他关于异见、语言、文学、文化甚至动物权利的大量评论性文章又使得这样的争论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写小说的理论家，一个写评论的语言学家，一个自觉的后现代主义者。有着多重身份和欧美精英文化背景的库切，并没有像戈迪默那样投身南非的革命事业，而是背过身去选择用英文写作来解构“黑”“白”分明的二元故事，即便是颇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另类之作《耻》，也没有宏大的历史背景或急切的伦理诉求，而只是冷冷地介入着，其中的痛虽真切而惊心，但更是荒谬而无意义的。
《耻》是一本真实而令人绝望的书。藉藉无名的教授大卫·卢里的所有情事，都无比深切地发自无比深沉的欲望——虽然那不过是迟暮的火焰，熄灭前最后的燃烧。库切不动声色地嘲讽了卢里不合时宜又不无辛酸的浪漫派头。而当他面对性骚扰的指控时，库切又没有拿伦理和道德的鞭子抽打他“丑恶”的灵魂，没有让他以哗众取宠的“忏悔”来消解公众的责难，也没有让控方以委曲求全的“宽恕”来满足世人的想象，而是让他认罚不认罪地身败名裂。叙述就此开启了一个不无优雅（Graceful）的人如何一步步地变得潦倒不堪（Disgrace）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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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
库切真是毒辣，他让卢里避走乡间与农场生活的女儿露西相依为命，同时安排他在动物救助站做着粗鄙的活计，然后又通过露西被黑人强奸的厄运将他捅了个透心凉。更让卢里凄苦无奈的是，遭遇强暴的女儿竟然拒绝他移居欧洲的建议，甘愿嫁给强奸者的亲戚，甚至执意要生下那个“孽种”——为的是换来黑人主导土地上的一点保护。个人如多米诺骨牌倒塌的“沦落”与隐隐约约的历史“巨变”悄然融为一体。而让人不寒而栗的是这起案件事前群体性的周密策划、强暴时施害者的怨恨十足以及事后的高调张扬。以如此方式切入南非“现实”的库切，让黑白遮蔽的东西从灰幕中渗透出来：经年累月的殖民罪孽岂会随便消弭？莫里森《宠儿》中那个冤死的黑人“幽灵”不再执着如怨鬼地纠缠她的母亲，而是化身为《耻》中的黑人男子报复昔日的白人压迫者。他们都是历史的代言人。露西是受害者，而那些强奸她的黑人又何尝不是受历史和种族决定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