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重述《红衣少女》——陆小雅的1980年代（上）( 四 ) 电影|陆小雅|年代|夏衍很|夏公

王：尤其是父亲是一个清高的知识分子，电线杆子和拖拉机其实是社会主义美术里面必须画的。父亲这么做，也会给家庭和子女带来风险，所以母亲只好加倍努力地去跟风。她的确为家庭做了牺牲，将自己的专业也都忘光了。
陆：那时候的父母都有这样的问题，要为了孩子创造政治条件合格的家庭，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的想法，这也是中国特色。为了下一代，这位母亲必须让这个家庭有政治资本，以供儿女们登上更高的台阶。当然，现在一个家庭为儿女成长主要是准备足够的金钱。
在这几个人物身上，有很多原小说提到了，但最大的改变是安然的心理过程，我觉得在我改编的时候，特别注重她的担忧。第一，她担心自己选不上三好学生，等到选上了，她感觉这里面有猫腻，我感觉这样写更符合当时这个社会，然后就可以把姐姐等这些人物牵扯进去，能够让她看到社会庸俗的这一面（选上三好是因为做编辑的姐姐给班主任发表了一首水平很差的诗歌），她不能接受。我就把失火的那一段改掉了，小说里面安然没有选上三好学生，最后失火，安然去救火，然后被同学们理解，这个我认为跟全片的风格不太一样，有点落俗套了。所以我就想沿着安然的心理写， “三好”对于她实际就是荣誉和理解，她就是想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而不只是个假的荣誉。
还有白杨树那个场景，那天他们采访还谈到这个，这个是文学剧本没有的。我分镜头之前一定要采景，因为景物它跟人是结合在一起书写的，景物是书写人物的。我走到保定采景，发现白杨树的时候，我就突然自己一个人站在那儿，摄制组走到前头，他们说，导演你走啊。我就自己一个人站在那儿在想，这条路，安然每天放学要走这条路，那么她会想什么呢？于是我就把几场戏改写，就放到那条路上，前后就衔接起来。她后来选上了三好，一个人在那儿看白杨树上像眼睛一样的疤痕，忧郁的眼睛，快乐的眼睛，都在看着她，这也是一种社会群体的窥视，对于一个孩子讲，这给了她心理的一种压力，我觉得这也比较符合这个孩子的心理。
王：那个片子送审的过程顺利吗？
陆：《法庭内外》到了北京，钟惦斐、夏衍进去陪着看，然后石方禹、陈播看了样片，肯定了影片。拍《红衣少女》以前，当时《电影艺术》开会，我那个时候还有点名气，就说陆小雅拍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这个片子故事很淡，怎么能拍呢？我就把这个话在我们的主创会上说了，我说有人说我们这个戏很淡，比较担心。演员朱旭就说，我们这个戏一点都不淡。我也觉得不淡，因为我知道我后面想的很多很多，后面的东西肯定要呈现出来，所以我知道它不淡。它表面上可能是散文体的，没有太大的戏剧冲突，但是它有故事，它还是有人物关系的变化。我不担心它好看的程度。
这个是厂子里当时的担心，我们厂文学部的编辑代表将文学剧本带到了全国电影文学剧本会上。当时几个厂的编辑，尤其上影厂的编辑就说这个好，局长石方禹因为他跟上影厂很熟，就问他们，这是模仿的还是创新的？上影的编辑说，这是创新。我们厂的编辑就很高兴地带着文学本回来了。
结果到了十一二月份，这个风又开始左了，那几年反正就是一会又会刮点这个风，就说我这个本子有问题，说安然的周围缺乏正面的力量。于是又让我改。我就添了一个优秀教师，等到我分镜头剧本的时候，我又偷着都改了回去。《法庭内外》也是，那个时候我懂得这种周旋。但是送审的时候，石方禹看完片子之后，认为《红衣少女》是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前些日我还跟一个影协的闺蜜在一起，我们说，那个年代影协可真好，我们拿了片子就去，去了以后他们这一帮都是搞评论的，都会很关心各个厂的创作。他们看了以后就说，你们这个片子今年要竞争金鸡奖，但是你们的对手很强大，对手是《高山上的花环》，大导演大片子。其实那年有很多不错的影片，《黄土地》都还不在其中。我们宣传处长老马回来就跟我讲，要去竞争金鸡奖，我说你别瞎扯了，我根本就没这个想法。后来他说我要追加点钱，去宣传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