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文物新疆｜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现存最早手抄本竟出自这里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三国志

文物联接古今，文物印证历史。 “文物新疆”旨在通过文博专家学者以现实笔法深入挖掘新疆出土文物、文物遗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和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阐释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本文图片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晋代吐鲁番安乐古城遗址出土
《三国演义》是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为一部元末明初的文学名著，根据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经过文学艺术加工而来。要想真正了解三国历史，还是要读一读《三国志》。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有研究者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手抄本。
《三国志》手抄本纵23厘米，横72.6厘米，本卷为纸本，作乌丝栏，残存40行，墨书570余字。《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手抄本出土后，有关部门对其纸张的物理化学结构进行了检测和分析，测定这本《三国志》的抄写年代约为三国至东晋年间（公元265—420年间），而陈寿的《三国志》写于西晋年间（公元3世纪末叶）。从中不难看出，在魏晋时期中原和西域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交流。《三国志》成书后如此迅速地在西域出现手抄本，可见当时的文化传播速度之快超出了今人的想象。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是1965年1月10日在吐鲁番安乐古城南距苏公塔1公里一座佛塔遗址的陶瓮中发现的，瓮外有铁镞木箭20余支，瓮内有还有《妙法莲华经》等佛经残卷、桦树皮汉字文书、梵文贝叶两片和回鹘文字木简25枚和其它文物。学者仔细观察这里出土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和《妙法莲华经》残卷，发现两件文书的字体是一致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隶书，被称之为“生经体” 。
“生经体”就是抄写佛经时使用的字体，也叫“抄经体” 。佛教由印度传入西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西域和中原兴盛起来，佛经无疑是僧侣们研修佛教的重要课本。当时印刷术还未出现或者未被普遍使用，佛经的大量需求，使抄写经书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而且在当时看来，写经、抄经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如《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记载：“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已能读，读已能诵，诵已能持，乃至书写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 ”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抄经之风日盛，有风靡之势。起初信奉佛经的百姓和佛教徒都可以抄佛经，后来由于佛经的需求量大，而且对抄经的质量要求较高，转而委托寺庙的僧侣来抄写，于是抄写佛经的“经生”在佛门形成了专门的行业，而抄经的字体也逐渐形成，称其为“经生体”或“抄经体” 。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中内容记叙的是三国吴国国主孙权的传记，与佛教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为什么当时的抄写者用“经生体”抄写《三国志》呢？有研究者推测，《三国志》这本史书传入西域高昌后（吐鲁番当时称为高昌），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以至于佛寺的僧侣们在抄写佛经的同时，抽空抄写了《三国志》这本历史名著。这件文书用笔丰腆，字距紧密，使转灵活，富有动态，可见其书写速度较快。从吐鲁番安乐古城遗址出土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中，可以领略到1500多年前吐鲁番居民书法艺术的风采，也展现了西域和中原地区紧密的文化交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阿迪力·阿布力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