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父是那几年唯一善待我的人
我的师父是个善良的老人 ， 团里的副团长 ， 是那几年唯一善待我的人 。 他不像别人的师父那样要求弟子俯首帖耳地伺候他 ， 例如端尿盆一类 。 但是假如他要求 ， 我一定心甘情愿的 。
师父没有多少文化 ， 老婆孩子都在农村 。 他内秀而寡言 ， 平日里全然看不出演戏人的神采 ， 然而一到台上 ， 他的周身便会散发出令人眼睛发亮的光彩 。
1961年夏天 ， 不知犯了什么邪 ， 全团的人几乎都染了疟疾 ， 打摆子 。 师父已病了四十多天 ， 每日打针吃药仍不见好转 。 病中的师父愈加寡言 ， 他的静默莫名地增添了我的恐慌 。
那天下午 ， 四点钟的太阳依然灼热 ， 我看见坐在水龙头旁边的师父 ， 他将双脚伸进池里 ， 用凉水不停地冲 。 他一动不动地坐着 ， 仿佛感觉不到流动的水溅湿了自己 。 我跑去摸摸他 ， 都被他滚热的身体烫得缩回手来 。 我说 ， “别冲了 ， 回屋躺着吧 。 ”师父就这样呆呆地被我扶回了房间 。
七点我再去看他 ， 他红得可怕的眼睛着实让我乱了方寸 。 我喊来师哥 ， 师哥问他一些话 ， 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 我们又去找团长 ， 团长说快送医院 。
我和师哥找了辆板车 。 我光着脚 ， 只穿着短裤(那些年如果不是御寒的必需 ， 我身上不穿多余的东西 ， 因为没有多余的东西可穿) 。 师哥拉着车 ， 我扶着车把 ， 两个人在铺满细石子的马路上气喘吁吁地跑 ， 只感到脚底被路面上的石子硌得生疼 。
一直跑到三站路以外的一家小医院 ， 我至今记着它叫“第三医院” 。 天将黑了 ， 我们叫出值班的医生 ， 他用职业性的目光看看师父说：“这个病人我们救不了 ， 你们得到大医院去 。 ”我们拉着车一口气又跑了七站路 ， 这回我的脚也似乎不疼了 ， 大医院到了 ， 我的心狂跳着 ， 仿佛幸福即将来临似的极度紧张 。 几分钟之后 ， 师哥沮丧地跑回来说 ， 需要交二十块钱的押金做抢救费 。 二十元 ， 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只有十块五毛钱 ， 而此刻我们都不名一文 。
师父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 只有我一个人在他身边 。 这么多年来 ， 想到这一幕 ， 耳畔就响起一个声音：师父是在你手里死去的 。 那是无情的天命对贫穷无力的人发出的责难和嘲弄 ， 那或许只是我自己心底的回声 ， 却每每使我那些轻飘的成就感、自豪感和虚荣心碎成粉末 。
师父死的时候 ， 我依然是团里最惹人忌恨、受人欺负的人 。 不仅如此 ， 我大概还是最让他操心却最没出息的徒弟 。 这种惭愧的折磨有时甚至胜于他的死留给我的负罪感 。 师父死了 ， 死在我手里 ， 怀着对我的失望 。 这失望因他生命的完结变成不可更改的永恒印象 。
时至今日我仍庆幸自己活了下来 ， 没偷没抢地活了下来
我艺术生涯中的首场演出留下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记录 。 那时候师父还活着 。 师哥作为后起之秀接过师父的衣钵 ， 饰演师父生前的角色 。 而师哥先前的角色便过继给了我 。 我知道消息后失去控制地大喜过望 ， 觉得卧薪尝胆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 ， 伸冤雪耻的时刻就要来了 。
我饰演的角色在那出戏里无足轻重而且十分短命——上台后 ， 我念完两句台词 ， 就被周围的武士用刀剑胡乱“砍死” 。 就此我划时代的处女演出也就完成了 。 那是个没有姓名的角色 ， 不会给人留下印象 ， 仿佛是只为了这出戏的传统正宗而自然沿袭的一道程序 ， 就像人的阑尾一样无关紧要 ， 或者好比传统名菜里说不出名字也品不出味道的一种调料 。
尽管如此 ， 我还是砸了台 。 那天一出场 ， 我就忘了台词 。 这一来 ， 周围的武士们同仇敌忾 ， 结结实实地对我刀剑相加 。 我绝望地趴在台上 ， 任他们横砍竖杀 ， 然后将“尸体”拖到后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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