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将安提戈涅作为欲望主体最古老的原型 , 他称之为“血腥样本(bloody sample)” , 这些血样本构成了一个辉煌的悲情谱系 , 它的固定搭配是男导演和他们的缪斯 。 这种感知表达的模型力量极为稳固 , 稳固到自然化为一种制度性的表达 , 因此镜头一对准女性 , 它就在捕捉沾着脆弱的蜜霜的花蕊 。 其实镜头并不独偏女性 , 但是常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中大面积爆发 , 它带来了对于脆弱痛苦的刻板印象:她是混乱的 , 但有能力;不稳定 , 但有才华;承受痛苦 , 最终“获胜” 。
加入到这个表达模式中的女导演也越来越多 , 碧翠斯·罗伊萨最近的影评认为 , 《钛》的导演朱莉亚·迪库诺就是这样的典型 , 《钛》包裹着女导演对极端的迷恋 , 是一部浮于表面的激进电影 。 国内的导演也有同样对准女性人物的“激进”影片 , 比如李玉导演的《苹果》里的范冰冰 , 郑陆心源的《她房间里的云》里的赵木子 , 杨荔钠导演的《春潮》里的郝蕾 。 《春潮》结尾处郝蕾有近5分钟的独白 , 情形类似她塑造余虹时的表演 。 据说这段戏的拍法是演员自己的主意 , 这就更说明 , 那个刻板印象已经多么内化 , 可以贯穿一个演员的表演经历 , 成为她的定式 。
描绘痛苦还是还原情境
《瀑布》中的罗品文 , 在新冠隔离中被隐性停职 , 慢慢呈现精神分裂(思觉失调)症状 , 治疗、出院、换工作(从高管到超市员工)、换住所(从高层公寓到老楼房) , 与女儿相依相靠 , 逐渐转换人生的轨道 。 整个过程导演始终冷静相待 , 没有给我们一次纵情痴望的机会 , 坚强而早慧的小静在风波中成长 , 照顾起弱势的母亲 , 在一场非常重要的宣泄戏码里 , 我们更能看出钟孟宏坚守的底线 。
卖了房的小静与父亲在街心公园对话 , 父亲听闻他们母女搬家而表示抱歉 , 希望女儿理解大人世界的无奈 。 小静回击:“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用你们大人那些狗屁理由啊?为什么我要承受你们的烂婚姻?为什么我要去承受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妈妈?为什么我要去承受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弟弟?为什么我要去承受你的谎言?为什么 , 为什么是我?”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高潮 , 女孩当面发起弑父意味的质问 , 然后转身走了 。 镜头没有跟着她的脸 , 没有追上她远去的脚步 , 而是停在父亲的位置 , 讪讪然望向女孩 。 据导演说 , 女演员其实泪流满面 , 非常入戏 , 但是他没有把机会留给面孔 , 他选择展现情境而非展现痛苦:一个女孩终于扯下父权的遮羞布 , 砸开失语的空白 , 平等地与父亲进行了对话 , 父亲和远去的她之间 , 横亘的正是这要命的空白 。 而如果我们沉溺在女孩痛苦流泪的面孔 , 那份责任缺失的沉重 , 就转变成了悲情美学的材料 , 它只会帮助电影机器塑造出一个完美受害者形象 , 完美到与她所遭受的一切打击高度结盟的状态 。 以至于那种伤害感 , 是after party的助兴 , 它只会钝化我们对真实伤害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感受能力 。
对痛苦细节的描绘投入越多 , 越会推远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同;相信虚构的东西越多 , 可能越难捕捉到真正的现实和需要 。 这正是我此前提到的分野——是去描绘痛苦 , 还是去还原情境?
建立从痛苦的边缘和深处看问题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 但这其中也有一个严重的危险 , 它会浪漫化或挪用较弱(伪弱)者的视野 , 同时又声称是从他们的位置在看 。 可是弱者的立场并不全然是一个无辜者的立场 , 局部抽离而非沉溺的视角反而能够保证客观的视野 , 比如从父亲愧疚的眼里望出去的女儿无声的背影 , 才是真正给被伤害者赋权的行为 , 我们替孩子们看到了父母不能担待的无奈 , 也可能是自私 , 是开脱 , 是阻隔人与人情感的不可思议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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