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于鲁迅载入史册的周树人( 二 ) |教育部|北京|京师图书馆|古籍

周树人在教育部所践行的一切，比如，改组京师图书馆及其分馆、通俗图书馆，筹备历史博物馆，策划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设计国徽、北大校徽，考察天坛、先农坛开辟为公园的可行性，考察新剧，组织调研沈阳故宫里的美术品，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为新制小说厘定标准、科学分类、规范评审等等，这些不都是在为了国民能够更好地以各种方式表达自我而营造现代公共领域吗？这些实际的文化工作惠及民众、功德无量，其意义绝不亚于一篇文章的发表，甚至远远大于一些连鲁迅都感到“开口的空虚”的言说。这些历史贡献使得“周树人”的名字早于“鲁迅”而载于史册。
这一面向的鲁迅不但不取媚于权力，不取媚于庸众，也不取媚于精英，不但不随顺于旧俗，不随顺于规则，也不随顺于新潮。钞古碑，辑录校勘旧籍的姿态和行动，便是一种行迹罕至的文学实践、美术实践、学术实践。这既是在搜集图像史料，评估古美术，也是在运用辑佚、辨伪、版本、校勘、目录、考证等朴学方法梳理中国文艺史，以开中国现代文艺之新局。他不仅在辑佚第一手资料前检视国民性，在描画摹写时还魂民族气韵，更在校勘辨伪中把握文化流布的走向，在目录整理后呈现思想骨骼。当然，遍览古籍的确让鲁迅常常产生一切生机消逝，草木一片凋零的凄凉之感，学者笔下的沉默期鲁迅也因之笼罩在漆黑的墨色中，然而，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纵使微弱，绝不会泯灭。昏暗的历史材料恰恰更加需要具备刚健、反抗、破坏与挑战精神的文化斗士来重新观照与考量，来深究该如何振奋民族精神，来探寻哪些是需要弘扬的传统，特别是那些从来不为主流叙述所关注的散落于民间的野性力量。正如汉代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接受，养成了雄浑阔大的美学格局，正如魏晋六朝文脉的清俊通脱，大放异彩，正是充分容纳异端与外来思想所致。而翻译国外优秀作品，不消说更是鲁迅躬行“文艺梦”的最早实践，他始终秉持“宁愿做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信念，一生没有息过肩， S会馆“俟堂”时期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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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鲁迅从京师图书馆借出明吴宽丛书堂钞本《嵇康集》，开始抄录校理。至一九三五年，二十三年间校勘十余次。这是一九二四年辑录本手稿。图片由作者提供
早在写于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鲁迅已经表明了蛰伏心迹，宁肯无语也不和众嚣，万喙同鸣在他耳中不过是恶浊扰攘，打定主意不去争做一呼百应的英雄，而是反观自身，精炼内曜，扎实行动。 “要赶快做！”——他保存碑碣石刻拓本等资料就是独具我见的行动表现。教育部期间鲁迅所掌握的材料与在日本时期发生了变化，他思考的表达方式亦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表达可以是公文、签注、报告、评语、学术文章、翻译，也可以是图案设计、展览会策划等视觉艺术，更可以是开会中的一次次发言，规章制度的争论协调与决策制定。以展览来讲，这甚至是一种需要用最少的语言来干预的文化类型，分类排序呈现本身就是一种文艺表达。社会教育司以及通俗教育研究会所涉及的工作，还包括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如何普及新文化的时代课题。即便工作中充斥着新旧势力的较量和斗争，这一时期高屋建瓴的视野和思考框架、设计理念均决定了鲁迅其后的文化发展格局。恰恰是教育部新旧营垒斗争的艰难，体现了这位新文化主将的实战经验与战斗精神，同时也形塑了文本中的鲁迅独有的战斗品质与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