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 上海博物馆收藏 , 王铎草书唐人诗卷 。 诗卷作于顺治三年 , 纸本 , 纵30.2cm , 横698.5cm , 书唐诗十首 , 书法恣意汪洋 , 写得极为痛快 , 规模之大 , 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 。 卷末有题识:“吾书学之四十年 , 颇有所从来 , 必有深于爱吾书者 。 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 , 吾不服!不服!不服!”这是他拿怀素等宣泄自己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 。
其二 , 王铎草书杜甫诗卷 , 现不知藏于何处 , 收录在《王铎书法全集》中 。 也是纸本 , 作于顺治丙戌年 , 规模虽不如上博本 , 但是这卷作于“北畿”琅华馆中并且是在“带酒微醺”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诗卷 , 也是气势张扬 。 卷末题识中王铎是这样写的:此卷乃“书于北都琅华馆 , 用张芝、柳(公权)、虞(世南)草法拓而为大 , 非怀素恶札一路 , 观者谛辨之 , 勿忽” 。 “谛辩”、“勿忽”就是仔细看、仔细辩 , 不要疏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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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 首都博物馆也藏有一卷王铎草书唐人诗卷 , 该卷未署作年 , 依其书风应该也是王铎仕清之后的作品 。 纸本 , 该卷规模也很大 , 纵34.5cm , 横654cm , 共书唐诗九首 , 其中五首为杜诗 。 观其气势 , 王铎仿佛手握天纵之笔 , 随意挥洒 , 写得非常自如 。 完了 , 他仅用几个字作题识 , 依然开涮怀素:“有客曰此怀素家法也 , 则勿许观 。 ”听听这语气 , 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儒家“礼数” , 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了逐客令 , 如果这样 , 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 。
还有一个手卷中王铎也宣泄了同样的情绪 , 鲜为人知 , 这个手卷在美国 , 也是草书 , 纸本 , 纵29.8cm , 横418.5cm , 书杜甫近体诗六首 。 此卷作于“丁亥三月”即顺治四年三月 。 王铎一定也很得意此卷的书写 , 于是又开涮 , 拿怀素说事 , 这一次他说得更明白:“我学献之、伯英(张芝)、诚悬(柳公权) , 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 , 则受其谣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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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手卷是相继书写的 , 体现了王铎对自己书法的自负和骄傲 。 但是检索王其传世作品 , 此前似乎并不多见他如此集中书写杜诗 , 也不见他有如此小觑怀素的言论 , 这值得寻思 。 王铎崇拜杜甫 , 并以杜甫况比自我 , 在诗中常有对现实的抱怨 , 流露了真性情 。 他对自己的诗是自负的 , 仕清之前作书法经常书写的就是自己的诗作 。
晚年境况大变 , 仕清使他精神压抑 , 作书法多写杜诗是因为书写杜诗既解心情 , 还可以托古避嫌 , 并且洋溢他的才情 , 说到底是因为政治情绪受到了压抑 , 艺术情绪才得以张扬 。 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书写畅意 , “好书数行”便屡屡出现在他的草书杜诗卷上 , 这个时候埋藏在心底的艺术情绪得以爆发 , 终于说出了小觑怀素的话 , 若早五年十年 , 且书写的是自己的诗作 , 我想他不会如此小觑怀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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