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西部长久以来,中国大一统的“天下观”是一种混沌不清的观念 。一方面,入主中原的各个王朝无不秉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认为不仅农耕文明区 , 那无穷无尽的丛林、大漠、草原、雪域,那些或采集、或狩猎、或游牧乃至茹毛饮血的部族,同样是天子的臣民 。而另一方面,又极力鄙视那些非农耕区域的族群 , 认为他们是未开化之民,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种错位的“天下观”使得农耕区域的王朝很难对疆域有一个完整统一的概念 。在国力强盛时,可以“抚有四海,拓及八荒”,而当国力衰微时,则仅仅只冀望“保障京畿” 。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西方各国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觊觎,西部问题开始凸现 。在官方,随着军事压力的加剧,中国随时有可能丧失大片西部领土 , 放弃还是据守的争论使得西部被真正纳入到行政化管理的视野当中 。而在民间,随着国外探险家、传教士、科考队对西部的深入探索 , 国人对西部的好奇心和好胜心逐步加剧 。一个全然不同于过往的西部观念开始形成 。过去那种遥不可及的化外之地 , 被一种色彩斑斓的西部图景所替代 。广袤的雪域、草原、戈壁,多彩的宗教、文化、文明,丰富的生物、矿产、文物……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打破并更新着国人对西部的理解和想象 。如果说,对西部的地理发现,是早在张骞时代就完成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对西部的全新发现 , 是一次博物、考古、民族、语言、艺术等等方面的大发现 。正是在这一发现过程中,一个由“藩服、边疆、郡县”环绕构成的老大帝国轰然坍塌,代之以一个“世界??中国”的观念下的现代中国 。也正是外力的刺激下 , 西部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的地位日渐突出,遥远的、化外的西部一步步被摒弃,后方的、心腹的西部一步步被认同,当抗日烽烟燃起之时,西部竟成为这个国家惟一可资凭借的容身之所 。如果说,西部,作为华夏族的诞生地,以其包容,宽广、融合、混杂,孕育了这个国家的形成的话,那么,这一次,它仍旧以其海纳百川的气度,混合了数千年来被农耕与游牧,农耕与狩猎的不同文明形态而割裂形成的隔阂 。这一次 ,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西部不惟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延续,也见证了一个混合多元的“中华民族”的诞生 。从“边疆”到“西部”伴随着年复一年的勘界、订约与谈判,由郡县、边疆、“藩服”和“远夷”构成的那个天下图景,日渐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西部”、“中国”和“世界”,是那些崭新的、来自西方的地理视野 。划定西部边界,或者说从“边疆”到“西部”,也就是现代中国的开端 。图说:彩色雕版画:《中国长城》,GeorgeNewenhamWright(1790-1877)1843年作 。图/华盖故宫博物院藏画《禁苑种谷图》 。清,焦秉贞作,取材于宋代贤后故事 。禁苑耕种以示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 。资料1874年12月10日,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提出了“暂弃新疆”、专务海防的主张 。他认为,在新疆叛乱、东南多事的情况下,与其以有限财力去填西北这个无底洞,不如专务海防、“备东南万里之海疆” 。毕竟,与华北、长江流域相比,新疆不过是“数千里之旷地”;毕竟 , 作为遥远的边陲,“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不仅如此 。李鸿章认为,新疆可有可无,乃至得不偿失:“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 。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已为不值 。”何况 , 兵危战凶 , 在阿古柏叛军兴风作浪之际,谁敢说新疆一定能收复呢?何况沙俄政权虎视眈眈,“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又何况,在“一国生事、多国构煽”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此举会不会引发列强的连锁反应呢?“论中国目前力量……尤虑别生他变” 。这份洋洋洒洒、长达九千余字的奏折,完整展现了这个洋务派领袖的个人风格:重实利、诫意气、视“维持”为大局 。那么,李鸿章有没有意识到呢?在他视新疆如鸡肋,而东部是“肢体”、“腹心”的话语背后,包含了中国人“天下观”的一种千年错位?“中国”和“天下”这种千年错位,表现为“中国”与“天下”的混沌叠合,官方话语和普遍感受的长久割裂 。自从公元前11世纪周人在陕甘流域初崛起后 , 它就没有间断地宣扬着自己的“天下观”和“天命观”:一方面,不仅农耕文明区,那无穷无尽的丛林、大漠、草原、雪域,那些或采集、或狩猎、或游牧乃至茹毛饮血的部族,同样是周天子的臣民,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方面,作为天下的正统,农耕民族有着天然的使命 , 去教化、同化、归化那些未开化的人群 。而在未开化之前 , 这些部族只能视为“非我族类” , 无论“东夷”、“西戎”、“南蛮”还是“北狄”,均如此 。这就是“大一统”的观念,这就是“华”、“夷”之辨 。它不仅是话语的,它还是历史的:几乎立国之初,仅有六、七万人口的周人 , 就向广袤区域四面进发,进行前所未有的武装拓殖;他们一路出潼关、过河洛,经营黄河下游,势力直抵海边;他们另一路过武关、向江汉,影响蔓延至江、淮流域 。他们开辟山林、推行农耕、建立城郭、同化土著……周初封建的七十一诸侯国,大致囊括了后来千余年的农耕文明区 。在三百余年的拓殖后 , “东夷”变成了“三晋”、“齐鲁”,而“南蛮”也同化而为“荆楚” 。一个延绵三千余年的东方大国,渐渐成形了 。然而,向西、向北的两路扩张,不仅从来没有着手过,乃至几近无人提及 。这涉及到西、北两路特殊的地理状况:燕赵以北、秦国以西的广漠土地 , 不仅地广人?。?而且降水量太少,无法种植庄稼,无法推行农耕 。如果说周人之所以自居为天下正统 , 是因为农耕、农业象征着历史的主流的话 , 那么,“皮之不存,毛焉附之”?以封建为形态的政治制度,以及以周礼为核心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无法推行到那里 。不仅如此 。这个现实,还催生了万里长城:后人已经发现,秦长城的各处旧址,都在降水量400毫米的分界线上;而保存至今、因为植被破坏而南移千余华里的明长城,也如此 。在很大程度上,长城是这么一种象征:它不仅是此后几千年“华”、“夷”的分界线,是农耕文明区和非农耕区的物化区隔;它还意味着农耕民族接受了无力扩张的现实,而转为内向的防御了 。“中国”与“天下”概念的混沌叠合、中国人“天下观”的千年错位,正由此而来:在后来的年月,农耕民族仅仅向南部继续扩张 , 然而周人的天下观,却依旧以“抚有四海”的字眼 , 代代沿袭;帝王们不关心长城以外的世界,却宣布拥有它;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划定过自己的边界,然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真实的疆域,仅限于汉字的、礼乐的、衣冠的、祖先崇拜的、文官制度的……一句话,是根植于农业,并仅限于农耕文明区的 。在这个意义上 , 李鸿章“暂弃新疆”、专务东部的主张,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作为讲求实际的重臣,即使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天下观的错位 , 他也厌倦着“名”、“实”的分裂,话语和现实的对抗;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多年后谭嗣同变卖新疆、蒙古、西藏、青海诸地,“结其欢心”、“坐获厚利”的说法,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甚至此前魏源提议的“弃尚未收入内地之定海(今舟山)”,此后孙中山提出的将满蒙交割给日本、以换取支持共和革命的构想,也能在这样的中国视野里,获得各自的解释 。然而,对李鸿章的说法,左宗棠并不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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