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刑罚镇压与礼义教化( 二 ) _礼义

用苛刑酷法维护皇权
汉初经过“文景之治”的昌盛时期之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渐强。汉武帝刘彻即位后，情形大不一样了，频繁的对外战争和国内大肆兴造，导致“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尻不胜”的动乱局面，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又激化了。汉武帝是狠角儿，面对危局自有主张，维护统治地位，必须加强立法，同时神化自己。本来汉代最高统治者沿用皇帝称号，就为了刻意把皇权神秘化、法制化。汉武帝身边众多儒学大师根据“天人感应”学说，系统地阐述“君权神授”理论，将皇帝尊为“天子” ，皇帝统治国家也被说成按照天意办事。于是皇权被披上神圣的外衣，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性。任何对皇权的侵犯都被法律规定为最严重的犯罪。汉律中有“不敬罪”和“大不敬罪”，严惩对皇帝不敬的行为。还有“非所宜言”罪和“腹腓”罪，用来严惩对皇帝不敬不满的言论和思想。“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是秦王朝的立法原则，汉王朝立法整个移植过来了，对盗贼严格镇压。当然盗贼的成分很复杂，不乏反抗暴政、铤而走险的贫民。汉代把凡是以武装反抗的行为都视为“大逆不道”、“谋危社稷”，除本人腰斩处死外，父母、妻子等一律弃市，甚至祖父母也得处刑。汉武帝命张汤作有关宫廷警卫的《越宫律》27篇，命赵禹作有关朝见礼仪的《朝律》6篇，督责主管治安官吏缉捕盗贼，颁布《见知故纵之法》和《沈命法》等等。“沈”同“没”，藏匿的意思，“命”指亡命的“盗贼” 。《沈命法》规定，如果发生群盗而没有发觉，或者发觉了没有去捕捉，二千石(指享有二千石俸禄的高级官吏)以下都要处死刑。汉武帝时，盗贼蜂起，依《沈命法》处死的官吏很多。地方小官担心不能及时报案，祸及自己，连累上司，干脆隐瞒不报，上司心知肚明，不闻不问。结果盗贼越来越多。《见知故纵之法》针对负责治安的官吏规定，得知有人犯法，特别是涉及盗贼，必须举告，不告者与犯人同罪；对应判刑者不判为故纵。这个法令无疑在鼓励宁可错杀也不能错放。总之，汉武帝时期立法的特点是数量繁多，刑罚严峻。《汉书·刑法志》记载：“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律令文书堆积如山，连司法官吏们都不可能全部看完。“事”，是用来就某些事类作出的弥补律令不足的专门规定；“决事比”，是比照断案的判例，在律、令没有规定时，可以比照判例定罪量刑。到汉成帝时，“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即使是精通法律的执法官，也整不过来。
【汉朝的刑罚镇压与礼义教化】汉律开始儒家化
中国古代法制史中，法律儒家化是从汉代开始的，历经魏晋南北朝大体完成。当初刘邦靠武力夺得天下，自然重视武力，不认可礼义教化。汉初有人主张德治，刘邦没“搭茬儿” 。到汉文帝时，政治家贾谊再次提出“法先王，行仁义”的主张，劝文帝按儒家“兴礼乐”，改变制度，更新秦朝法律。贾谊主张，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应采取不同的立法政策，夺取天下可以使用武力，治理天下就要施行仁义，以民为主，废除严刑峻法，礼(教化)法(惩恶)结合，以礼为本。他对当朝法律规定的王侯大臣与平民百姓犯法同样用肉刑不满，上书反复申述古时“刑不上大夫”的道理。他建议，王侯大臣有罪可以革职、赐死，但不能让司寇小吏笞打，这样做会在老百姓面前丢尽王侯的脸，违背“亲亲尊尊”的“礼” 。贾谊的这些主张未被采纳，反而受到周勃、灌婴等大臣们的诋毁，说他年少初学不懂事，有擅权欲望。汉文帝把贾谊贬谪到长沙去当地方官。不久，京都发生了错捕周勃的事件，贾谊的主张才受到重视。周勃是刘邦的同乡、死党，同刘邦南征北战，战功赫赫，是汉朝开国元勋，被封为绛侯。汉高祖刘邦死后，周勃与陈平一起诛灭吕氏，扶立了汉文帝，功劳相当高。从汉高祖、惠帝、吕后到文帝，周勃先后被拜为将军、列侯、太尉、相国、丞相等要职。到晚年，周勃怕功高位重，遭致祸患，辞官回到封地绛县。不久，有人上书告周勃图谋反叛，汉文帝很不爽，把这位老前辈下了大狱。周勃在监狱里吃了不少苦头，后来通过各种关系，请薄太后到文帝那里去说情。汉文帝审核案情，才知是诬告，把周勃放出来，恢复了他的爵邑。四朝元老周勃被错捕入狱的事件，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议论纷纷。贾谊利用这个事件，再次进谏。汉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诏令从此以后大臣有罪赐死而不用肉刑。这道诏令成为儒家的礼治思想被输入律令之中的著名例子，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漫长过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他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了阴阳、法、道诸家学说，构建完成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新儒学的基础是天人感应，认为天是宇宙间最高的主宰，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国家的治国之道，以及个人的道德、情感、思想、行为都要与天道相符。皇帝是天的儿子，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由此推导出大汉帝国以天子为主宰的封建集权的国家秩序模式，而治国之道在于德刑并用，德主刑辅。这些主张非常有利于皇权专制，汉武帝能不赏识吗？于是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学说，构成国家与家族互相维系的纵向服从关系；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构成横向关系的道德标准。“三纲”是单向的服从关系，“五常”是双向的互动关系，两者纵横交叉，成为封建专制秩序的伦理支柱，也是汉代根本的立法原则。例如，汉律开始把“不敬”或“大不敬”罪规定为严重犯罪，以维护皇权，体现“君为臣纲”；以“不孝罪”为重罪，以维护父权，体现“父为子纲”；赋予丈夫广泛的休妻权，以维护夫权，体现“夫为妻纲” 。这样，就顺理成章了。惩恶与教化相结合，汉武帝从中尝到了甜头，儒家学说就大行其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