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叫天：我为什么叫盖叫天( 二 ) |盖叫天|白水滩|翠屏山

在天仙唱了有八个多月，阳春戏馆约我过班，加了我十块钱包银。在阳春唱了五个月，又回到天仙唱三个月，前后在杭州唱有一年半，然后又去苏州。第一次到苏州演出的戏码我记得是：《翠屏山》、《定军山》、《白水滩》、《搜孤救孤》和《桑园寄子》这些戏。同样受到苏州观众的欢迎。
这时候，随唱随学，除了登台演出外，保持一天两遍功，练两出戏，早上喊嗓子。我在苏州演唱的时候，我的观众中有一位镖局里的镖师父名叫刘四，他非常爱看我的戏。我和他交上了朋友，早上我们一处练六合刀、三节棍。
当时会三节棍的只有郑法祥的父亲老赛活猴、张德禄的父亲张顺来，还有高福安、姜立成和我这么几个人。现在都老的老了，死的死了，会耍的人越来越少了。
杭、苏两地我来回唱了两次，第二次由苏回杭，我就累倒病了,害的是伤寒,发高烧。杭州有一个张大仙庙,我在烧得人事不知的时候,昏昏迷迷的像是被请到庙里去唱戏。第一出是《伐子都》，唱完了不行，又让唱了一出《白水滩》，两出戏唱完，人累啊，浑身的汗就像水淋的一般，喘着气我醒了过来，原来我还睡在床上。母亲迷信说这是张大仙保佑的，要我寄在张大仙名下做个义子。其实那病是打唱戏累出来的，人在病里还惦念着戏，神志昏迷也会演起戏来，倒是这一身汗把病减轻了许多。等病好了，头发也全秃了。
那年我父亲去世，买地安葬少不得花了一些钱，加上我的病，家里生活只得靠典当行头度日。病后休养几个月，没有完全复原，腿还发软，为了生活，赶鸭子上架，不得不再去登台。有一天——不是初一，便是十五，大家都去灵隐寺烧香，我也跟着去了。
那天晚上我的戏码是《花蝴蝶》，戏里要翻三张台子，我跟大哥不等天黑就提早回来了，路过九里松，走累了，两人坐在一座茅亭里歇足。那时我身上穿着铁巾纱的大褂，里面是生丝挂衬，脚上着一双云头厚底鞋，头上梳着根油光大辫子，手里拿一把玉带雕毛扇，两头黑中间白，有尺把多长。
坐在亭子里看着来来往往烧香的行人，有推车的小伙子，有挑担子的姑娘，有拄拐棍背香袋的老太太，有骑着马、坐着绿呢大轿的官员……他们都兴高采烈的有说有笑。可是我心里却担着心事:想到晚上翻这三张台子,两腿没有劲，翻不了能摔死在台上，心里就别别跳个不停，可是不翻又没有小米吃……坐在那儿，看外表倒是挺精神的，可有谁知心里这个苦。
正愁着，猛抬头看见亭里挂着一幅横匾，上面写着三个斗大的字：“学到老。 ”我对着这匾细细揣摩这话的意思，心里暗暗地许着心愿：“要是今晚不摔死，能太太平平下得台来，今后我一定天天练功学习，一天不断，直学到老。 ”——日后我时刻记着这句话，还特地请黄宾虹老先生给我写了个横幅，挂在家里作为督促自己的座右铭。
晚上，我鼓足勇气从三张台子上翻下来，万幸没有摔着。可是使足了劲，落地时上下牙用力一碰把舌头砸破了。幸好脸冲着台里没人看见，忍着痛把血吞下去，然后才像没事似的转过身来继续唱。
杭州唱了一个时期，我回到上海参加玉仙茶园的班子，这时我只有十四岁。玉仙茶园开在四马路孟渊旅社附近，班主是老三麻子，他自己也登台演出，同台的还有赵如泉、谢月庭。记得我头四天的戏码是：第一天《翠屏山》，第二天《白水滩》、《搜孤救孤》，第三天《十八扯》，第四天《溪皇庄》、《蜡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