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美人之美”：民族文学、族裔文学与文明互鉴( 二 ) 民族|美人|刘大先|中国社科院

当然，我并非否认强势和弱势的存在，正如北上广与老少边穷地区在文化权重上是不平衡的，北京发出的声音会具有更为醒目而统摄性意味，然而如果以一种后殖民式的方式以“边缘”对抗“中心” ，并不能改变结构性的生态，顶多制造出另一个“中心”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要拆卸所谓“中心-边缘”结构，营造出多元共生的和谐生态。
毋庸讳言，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确实处于弱势位置，这并非研究和批评对象的问题，而是研究者和批评者的问题，同时有着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术话语的板结化所造成的后果。在整体性的学术话语中，主流文学研究与批评所型塑的价值观念、美学标准和认知范式具有强烈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并在生产与传播领域占有广泛资源，这必然挤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空间。
欧洲或者美国的少数族裔文学批评长期以来基本上是“死(古典的、过去的)-老(资深的、权威的)-白(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男(男性中心的)”文学占据统治地位，少数族裔和女性文学批评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陆续进入到文学批评的话语场。 “少数民族文学”与“少数族裔文学”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陈庆妃：不少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如单德兴、尹晓煌等都从少数族裔的表达与书写权利出发，提出“重建美国文学史”这样的命题。如果以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为方法，从“重写中国文学史”的角度出发，您会提供哪些可行性建言呢？
刘大先：文学史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门类，与国家话语的表达有着紧密的关联， “重写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即是“重述中国文化” 。
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写作始于1950年代中后期，早期侧重族别文学史和文学概况，到80年代之后逐渐强调综合性、比较性和整体性，及至21世纪初的“中华文学通史”逐渐形成了以“多元一体”为指导理念的表述。以少数民族作为方法，我想中国文学史应当突出的是中华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生关系，就是我所说的“自他不二，相依共进” 。
从可操作性的层面而言，就是要打通口头文学、书面文学以及新兴的电子文学的界别，沟通精英与大众、官方与民间、个人创作与群体生产的区隔，联结农耕、游牧、渔猎、工商等不同文学表达题材与类型，突破此前文学史以时代背景、具体作家作品述介、文学流派与思潮、文体与地域区分的各类模式，而叙述一种文学发展演变的生态变迁，突出多民族、多语种、多美学之间的彼此互动、转化与生成。
陈庆妃：从学院教育体制入手，将华裔美国文学经典化，进而改变华裔文学/文化的处境固然是一种路径，但毕竟是小众的，影响所及有限，反观欧美大众文化中的华人形象，似乎更具有弥散性的影响，甚至形成刻板印象。华侨华人在欧美大众文化中的形象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国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境遇，您能否介绍近代以来欧美大众文化所呈现的华人形象，以及目前的新变？
刘大先：华人形象在欧美大众文化中的表述与特定的历史境遇、地缘政治和话语权力有着微妙的关联，折射出特定时代与社会中一般民众的心理与情感。从“邪恶的傅满洲”的恐惧与厌恶，到“模仿警员陈查理”的喜爱与接纳，以及华裔对“沉默的甘加丁”的不满与反抗，显示出20世纪以来欧美文化及华裔自身的态度与认同转型。
21世纪之后尤其是晚近十余年，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华裔在欧美内部的文化权重提升，华人形象逐渐脱离了早先的刻板印象而趋于日常化，无论是华人形象的正面表达，还是趋向于写实的表述都越来越多。华裔和中国大众对于欧美大众文化中的华人形象也愈加具有认知自觉和文化自信，不再完全屈从于异域想象和刻板印象的陈旧语法，并勇于去表达和抗争。